孙宁个人资料(如何评价演员胡一天)
资讯
2024-02-10
310
1. 孙宁个人资料,如何评价演员胡一天?
去年凭借《夏至未至》欧俊走进大众视野
今年更是凭借《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江辰一角大火
小哥哥的微博粉丝已经225万啦
可想而知这部剧受关注程度
关键是小哥哥非科班出身
但是演技真的非常自然把江辰那种内敛傲娇的高冷气真的演出来了
明明很喜欢但是还是要装作一脸傲娇
完全就是这种高冷学生男神的最佳人选啊,穿上校服他就是江辰呀一个人的爆红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绝不是偶然
应该是个爱运动的小哥哥,注重自我管理也会拍文艺的皂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看得透彻,愿意去努力,对啊,只有去实现才知道啊看他配的表情,应该也是个偶尔逗逼的小哥哥吧发发皂片 ,分享日常~因为所有的努力都不易
所以愿你一如既往
努力勇敢充满希望
小哥哥的视频随便一截都辣么帅哦~哦⊙∀⊙!哈哈
放错了
2. 清代八旗制度是如何划分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入关后八旗领主王公与旗人主属关系的表现嘉道时期,礼亲王府的昭梿曾叙述:人关后“诸王分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其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递为臣仆”。昭梿所说的下五旗旗人皆为宗室王公之“僚属”“臣仆”,就是指的他们之间的主属关系,它是入关前旗人对领主王公私隶性关系的残留,是它的延续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主奴性的私隶关系。
入关后,下五旗王公的属下旗人,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性,所以在文献上又有专门的称呼——“哈哴阿”,满文为“harangga”,“从属者”之义。对领有他们的宗室王公乃至其家属,仍称“属主”“管主”,俗称“主子”“主”。
他们在主子跟前要自称“奴才”,即使是身为中央或地方大员者也要这样称呼。康熙年间,隶属于镶白旗雍亲王胤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给胤禛的信中没有自称奴才,便遭到主子胤禛的痛斥,指责他是“藐视本门主子”,并训诫他:“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莫不皆称主子、奴才”,“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吏乎”。
康熙初曾在京滞留的进士储方庆还据其所见,以汉军旗人官员为例,对二者之间的主仆名分及哈哴阿的低贱性做过更生动的叙述:
至于满、汉之外,复有汉军一途,其仕之尊显者亦列于公孤之选。然位虽尊于天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得其位之时,非不赫然贵矣,一遇其主,则俯首帖耳,执役之不眼,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稍有所抵牾。
这些汉军旗人虽然在朝廷为官,有些人甚至“列于公孤之选”,极人臣之贵,可是“一遇其主”便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而不敢稍有所抵牾”,且“执役之不暇”,将侍奉主人之贱役“恒视为固然”,自认为是分所当然,为何如此?
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官场或社会中地位虽尊,却又“隶于私室”,是王公主子私人的卑下奴才,所以在主子面前不得不如此。身为哈哴阿的官员若犯严重罪行,则进一步降其身份为更低等的家奴,而且仍如入关前一样,给原主子家为奴。雍正以前,这类事经常出现。
如顺治五年七月,怀来兵备道道员朱永旺只因“抗摄政王令,不饲牛”,便被革职、鞭五十,然后“给本主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家为奴”。顺治十七年八月,巡抚朱衣助降敌后又逃回,免其死罪后“仍交与该王为奴”。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兵部等衙门拟将触犯军法的总兵官朱衣客处斩,康熙帝下令:“朱衣客着从宽免死,给与该主为奴。”当时还有罚入辛者库之制,所谓入辛者库,是入于包衣管领下为奴,使其为主子服贱役。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护军统领赵赖(满人)因保皇太子胤礽时推病不到,康熙命将赵赖革职,“交该管主,令人辛者库当下贱差使”。同样,雍正十一年七月,庄亲王胤禄属下査尔布获罪,其一家四口也是“人该管和硕庄亲王之包衣辛者库”。
其次,是管主役使哈哴阿,哈哴阿作为仆有侍奉主子的义务。
顺治朝在京的史学家谈迁曾据其见闻而叙述,当时旗人“隶于旗下,各受所辖,虽官中外,列三九,一谢事归旗,听役本辖,子女不得避也”。康熙朝,大学士席哈纳、吏部左侍郎傅继祖(满人),年老休致后,便一个在“该管王门上行走”,一个为主子管王府家务。年老退休了却不能养老,还要为本管王当差行走,表明他们的身份并不完全自由。
旗人官员犯罪革职,朝廷有时还直接指令他们去侍奉主子、接受主子的差遣。如康熙二十六年,副都御史舒恕因昏庸不能胜任其职而被解任,“交与该王为护卫”。纳尔库被革去笔帖式“交与该王当差”。五十二年三月,内阁学士宗绅保因“为人胡涂,着解退,发伊该管王处行走”。哈哴阿家属子女,平时就应在主子之家当差。
如顺治朝著名的大学士正红旗汉军旗人宁完我,其四世孙宁邦玺在雍正年间为正红旗“康亲王(崇安)属下”,便在康亲王府上充当服侍主人杂务的拜唐阿。刑部尚书镶白旗满洲人富察氏傅鼐,康熙朝时为雍亲王胤禛属下,也是“年十六,侍宪皇帝(胤禛)于藩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
乾隆四十四年所修的《八旗则例》甚至还规定:旗员任地方官携家属赴任,如有十八岁以上的子弟,要先“询明该管王公有无用伊之处”,“如有用处,停其携往”。这一规定至同治年间仍然保留。 清廷也允许五旗王公在中央规定的范围之内,于属下旗人挑取为其府第行走的差役和随侍人员。
另外,哈哴阿日常还要去主子家请安,以尽为仆之礼;遇年节或主家红、白之事,去主家庆、吊,乃“分所当然”。前述四川巡抚年羹尧因为没有尽这种主仆之礼,主子雍亲王胤禛便痛斥他“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又提到“妃母(指康熙帝之德妃,胤禛生母)千秋大庆,阿哥(指胤禛长子弘时)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
主家若有丧事,其属下旗人还要穿孝、服丧。顺治年间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死,其“所属官员、护军校以上并妻,俱丧服,大祭后除服”。宗室王公们的福晋、夫人,或女儿受封者如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死,也有“属员服丧”之礼,所属旗人“官员帽除缨,官员妻俱丧服,大祭毕除服”。
为防止王公家丧事所属官员服丧影响国家公务,雍正四年又补充规定:“嗣后王、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由此看来,《清宫遗闻》所记道光初的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正蓝旗蒙古人松筠,在其主家有丧事时披麻戴孝、司鼓执役一事,尽管有添枝加叶及错讹之处,但并非凭空虚构。
二、主属关系残留对政治的诸多消极影响清代宗室王公与所属旗人的主奴性私属关系,对清代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主属结党营私。
这一问题,在康熙朝后期的储位之争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皇太子胤礽被废,诸皇子竞相谋夺储位,各自把私门属下作为争夺储位的心腹助手;属下则希望主子异日荣登大宝自己沾光而奔走效劳,四出活动,充当了各皇子党人中的重要角色。康熙就曾说,当时诸皇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大学士马齐,原隶镶黄旗满洲,皇八子胤禩封入正蓝旗后,马齐连同其家所在的佐领一起拨隶贝勒胤禩。马齐位高权重,也有活动能量,在第一次废太子,康熙令大臣们推举新太子时,马齐便在朝臣中大造舆论,联合官员们推举胤禩。
康熙察觉其活动,将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夺官,后来又将该家族之佐领从胤禩属下收回,重归自己的上三旗。 皇三子胤祉的属下人孟光祖,也曾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活动,拉拢地方官,终被康熙派人缉捕处斩。
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属下戴铎,则给主子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谋求储位的计划,并建议胤禛大力培植本门属下人,使他们充当朝内外的要职。胤禛还曾许令本门属人借银子捐官,并命戴铎、马尔齐哈、年羹尧等属下人联络中央及地方督抚大员,以扩大本党势力。
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是对当时朝政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诸皇子与属下人结党谋位,对这场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宗室王公凭借他们的主子身份,勒索属下钱财,迫使属下旗员侵吞钱粮,亏空公帑,助长了清前期贪污之风的恶性发展。
地方官署,是官吏加征耗羡、浮收勒折、收取规礼(即陋规)的利薮,清前期的督抚多由旗人担任,旗人任府州县官的也不少,而这些旗人地方官不少又是宗室王公的属下,是他们的私属“奴才”,因而贪鄙的王公主子便以勒索这些属下地方官,作为进财的特殊渠道。
如康熙后期的两广总督杨琳,镶红旗汉军旗分佐领下人,为“敦郡王属下(敦郡王为康熙帝第十子胤䄉),王曾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杨亦无如之何”。敦郡王胤䄉所以敢派人明目张胆地到杨琳的总督府内搜索钱财,正是凭借他的主子身份。而堂堂的封疆大吏杨琳,也正因为是胤䄉的属下奴才,所以对一个阉宦之辈的搜索也“无如之何”,不敢得罪主子。
这类勒索事件,在康熙朝尤为多见。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帝就曾针对诸王公“于所属在外官员……勒索其财物”的现象发布上谕加以训斥,但并未采取严厉的制止措施。康熙后期,已发展成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了。雍正上台后对此有过透露,他说:“五旗诸王不体下情,分外勒取,或纵管事人肆意贪求,种种勒索不胜枚举,以致该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雍正把王公勒取属下视为康熙后期官员亏空公帑这一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说得有些过分,但反映出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这类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勒取的数额也绝对不是少量的。
如贝子胤禟,一次就向湖广总督满丕“索六万金”。无怪乎雍正说:“王成勋一州县官,伊主星尼一公爵耳,尚勒取银数千两,若属于王府而为大员者,尚可问耶?”贝子胤禟勒索属下动辄几万,诚亲王胤祉“咨意需索所属”,其数量肯定也不少。
这类恶习,雍正上台后曾严加禁止。乾隆时,由于他的政策不像乃父之严厉,所以又有所泛滥,出现“王公等于属下外任人员每多需索”的现象,为此又两次降旨申禁。 但是既然主仆关系存在,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禁绝,只不过是有所收敛而已。而且乾隆也默认:“各旗王公所属人员服官在京者,向遇年节生辰,一赴本门叩谒,尚属分所当然”,并表示“嗣后各王公属下人,唯在京向各门仍照旧不禁,其有现居外任职官因事来京者,概不许于本管王公处谒见,以清弊源,著为令”。
允许在京官员在主家年节生辰之日去叩谒,这些奴才们又怎能两手空空地去庆贺? 以他们的低俸禄,又怎能孝敬主子,只好侵蚀公帑、收受或勒索其他官吏( 主要是地方官)的规礼。再者,在京的属下官员孝敬主子,地方官的属下又怎能不向主子有所表示。所以既然有这种特殊关系,就不可能杜绝这类事情。
清代地方官吏向中央官员或贵族馈送规礼,是始终存在的事情,其中具有属下身份的地方官也不可能单单抛开他们的主家,得罪主子。
3. 管主奴役属下,干扰旗人官员行政,侵犯国家司法权。
入关后所以延续王公对旗下佐领的统辖,并继续实行分封制,除以前的遗留因素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供受封王公于所属佐领中挑取府第护卫随从之人如护卫、护军校、亲军、亲军校,以及管理府第事务之人如长史、司仪长、典仪、散骑郎等。这些人全部由王公从属下佐领中挑取。
王公府第家务杂差,虽主要由其包衣佐领下人(包括家属)充当,实际上由于旗分佐领下人也是王公的属下,所以王公们也常常把他们当作包衣奴仆役使,而且有的役使手段相当残酷,简直是奴役。
礼亲王昭梿曾叙述:下五旗人员“皆为王等僚属,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多有虐其所属不堪言者”。康熙朝的雍亲王胤禛对这种现象了如指掌,其实他本人本王府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上台后的第四天即发布上谕,首先禁止下五旗王公再役使现任官员的子弟:
下五旗诸王属下人内,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县令以上,该王辄将其子弟挑为包衣佐领下官及哈哈珠子、执事人,挫折使令者甚众,嗣后著停止挑选。其现在行走人内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选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后挑选者,俱著查明撤回。或有过犯、该王特欲挑选之人,着该王将情由奏明,再行挑选,特谕。
次年七月,针对王公对旗分佐领下属人之奴役,再次发布禁令:
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只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须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著开名请旨……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傥有仍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著该旗都统等奏阐。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
从雍正上谕中所反映的,诸如管主对属下“折挫使令”“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等情况看,诸王公对旗分佐领下属人简直是非人待遇,甚至“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诸王公奴役虐待官员之家,随意“令所属人内在部院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不仅有辱斯文,有损国家体制的尊严,而且影响官员正常执行公务。
至于滥用非刑、轻毙人命,则侵犯了国家的司法权,也使属于国家编户的旗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因而皇帝不得不强令禁止。
从以上两道谕旨还可看出,雍正并未完全禁止王公对属下的役使,只是限定使役范围,如第一次谕旨,并没有禁止王公们从非现任官员子弟中挑取需用之人,即使是现任官员子弟,也只是需上报“奏明,再行挑选”。
第二次谕旨,强调的是诸王公不许将属下人员“擅行治罪”,至于在规定的所应挑取的护卫、散骑郎、亲军等等之外,若挑取本人或子侄的随侍之人,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等,也可“列名请旨”。这种带有局限性的禁令,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其规定的禁令所以带有局限性,正是囿于管主与属下的私隶关系,不能完全禁绝,因而,此后雍正、乾隆等皇帝还曾采取从王公属下撤出被奴役者家族的佐领、裁撤或换用由属下人充任差役人员等措施。就在雍正第二次谕旨发布两年后,又发生了管主虐待属下之事,廉亲王胤禩,只“因护军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给供,遂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痛加鑫楚,且推入冰中,几至殒命”,经宗人府参奏,雍正命将“九十六之宗族佐领不可留于胤禩属下,着撒入公中”。
再有,前述雍正四年,将贝勒、贝子等佐理府第事务的散骑郎裁撤。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停止王、贝勒管理府第事务的长史、司仪长由其属下官员内挑补之例,改由上三旗头二等侍卫,銮仪卫、冠军使等拣选补放等措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将下五旗某些功臣、近臣之家族由王公属下抬入上三旗,也与此有关,如前述正红旗汉军人两广总督杨琳,清世宗便于雍正元年三月把其家抬人正黄旗汉军,使他们脱离与敦郡王胤䄉的主属关系。
至道光十八年仍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惇亲王绵恺滥设非刑、囚禁属下多人案。绵恺是道光皇弟,分封镶白旗,性格暴躁,府内服役人员,动辄被拷打。其王府及西郊的寓园还设有囚房,专门囚禁违背其意志的服役人。该年五月,一名不堪虐待的包衣将其控告。道光帝责令有关衙门清查,结果搜出被囚者达八十二人,其中被圈禁的满洲哈哴阿官员兵丁十一名,包衣佐领下人三十一人。
这些被囚禁者“均因细故被禁”。如有的因私自探家,有的因讨求差事,有的是因在王府中互相口角。其中有一人被责打逃跑后追获,痛打后以铁链锁在书房内伺候办事人员,又被怀疑偷了房内金茶托而遭毒打,恐惧之下服毒自杀,抬回其家后,其家属“因畏王府,不敢控告”。道光帝接到审供后大怒,将绵恺降为郡王,革去宗令、都统等职务,罚俸三年。
惇王府所囚禁者即多达八十余人,被虐待者不知凡几,由此也可见,这种残酷对待属下人的恶习是经常性的。若非那位包衣人大胆控告主子,仍不得暴露。道光帝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即下令对下五旗王公的分封领属制进行改革,即前述道光十八年的对王公所领有的佐领数的削减,同时还规定:“嗣后八旗官员人等,文职自四品以上,武职自二品以上,其本户均毋庸作为哈哴阿,以示区别,著为令!”
以免去身为哈哴阿的品级较高的旗人本身及其家属的“哈哴阿”身份,解除他们与王公主子的主仆关系。道光帝这样做,还是与以前雍正帝一样,考虑到身为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旗人同时又是宗室王公的奴才,不免受主子役使,有损国家体制的尊严。但这次改革仍是有局限性的,既然分封领属制继续保留实行,那么下五旗的中下级旗人官员乃至大批的一般旗人哈哴阿,以及他们的家属便仍然具有奴才身份,难免不被王公主子之家驱使、奴役。
应该说,由于满族的不断汉化,以及清帝尤其是雍正对宗王的禁抑,雍正至道光诸帝又采取某些措施,抬高一些旗员的身份,使其脱离主属关系,宗室王公的领主性身份在逐渐削弱,旗人身份有所提高,但上述道光十八年发生的事件,以及道光帝所做的有局限性的改革,并继续实行旗下分封制等等事实,又使我们不能不看到,距入关已有二百年的满族内部,仍延续存在着落后的领主分封制的主属因素。
4. 落后的主奴性等级因素,影响到整个满汉官僚阶层,加大了宗宣责族与异姓官僚阶层的等级差距,对当时的行政也造成某种消极影响。
清代以前王朝的宗室王公,汉代,诸侯王位居丞相之上。清代则不然,凡大朝、重大庆典,亲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者,俱在丹陛上序立。宗室低爵者和一品以下百官则立于丹墀内,依品级次序排列。丹陛内的高高在上者,全部为显爵贵位的宗室王公。行礼毕,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可进殿内,丹墀内排列的低爵者和一品以下大臣则仍在原地。
清代的宗室王公由于始终参预政治活动,在京城与朝臣朝夕相处,因而他们与民爵、高级官员的等级差距在礼制的其他方面还有具体表现。
清前期,大学士等官与诸王共议国政的形式是,诸王端坐听禀,贵为宰相的大学士要“向诸王长跪(双膝跪)”奏事,后来改为屈一膝,直到雍正以后,才免去屈膝,但平时相见,则仍要下跪行礼,一直到嘉道及以后仍是如此,所以历住嘉庆至同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官的吴振棫曾说:“今大小臣工见诸王,屈一膝为礼……盖见皇子,则双屈膝也。”
实际上官员中始终有向诸王双屈膝长跪请安者,所以乾隆、嘉庆、咸丰三朝,皇帝曾多次下令禁止。异姓公、侯、伯及一品大学士等平日出行,如果路过亲王、郡王、贝勒府门,虽未见到其本人,也要下马走过,违制者就要治罪。
再以题奏格式为例。清前期,官员奏章,凡提及王、贝勒之处,“亲王、郡王、贝勒俱抬一头书写”。如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疏,事涉抚远大将军王胤禵,即将“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臣工章奏,写皇帝之处要另起行抬一头书写,这里的“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正是沿用“亲王、郡王、贝勒俱抬一头书写”的惯例,雍正时加以禁止。官员奏章的抬写,是向皇帝等特别之人表示尊敬的礼制格式。
议政时的双膝长跪,往代的宗王与大臣之间从没有这种礼节,而这些礼节形式竟实行于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朝臣之间,反映了清代宗室王公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雍正以后虽然免去跪议、书写抬头两种形式,但其他礼节还依然如旧,仍显示出他们高高在上。如果说往代宗室王公与异姓贵族、高级官僚同处于大致相等的等级地位的话,那么清代的宗室王公则是皇帝之下,高居于民爵百官之上的高级阶层。
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民爵百官之间的等级地位所以相差较悬殊,大概主要原因,就在于八旗领主分封制及其主属性的领属制残留下,领主宗室王公与旗人官员之间的主仆关系。在满族(泛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部,明显分出的两个阶层,旗员是处于“仆”的阶层,被称为“八旗世仆”“旗仆”“世仆”;宗室王公,主要是“人八分”的王公都处于“主”的阶层。
主、仆两阶层之间,等级差距自然悬殊。再者,旗人官员虽然各有属主,但这些属主都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王公贵族,旗人在本管主家为卑下地位,与同家族的其他受封者虽无直接统属关系,但他们之间也必然会残存一定程度的尊卑关系。如嘉庆时的一品大臣尚书景安,与礼亲王昭梿本不同旗,不属昭梿管下,但因景安的主子与昭梿同出一祖礼亲王代善,昭梿便骂景安为他家奴才。
选秀女之制也说明了这点,清代旗人之女选秀女,不仅备皇帝充实后宫,而且为皇子、皇孙以及下五旗王公及其子弟指婚,选秀前自行婚嫁者治罪。表明旗人对爱新觉罗整个家族都具有某种隶属性。旗人与宗室贵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这种卑尊差距,也必然会在官场的等级关系中有所反映,因而旗员即便身为高官显爵,其身份地位也在王公之下。
在满汉复职制中,位高权重的旗人官员处于奴才的卑下地位,那些居于旗员地位之下的汉官也就自然失去了以前汉族王朝那种尊贵的政治地位,他们虽无奴才身份,而只能同处奴才的地位。
清代宗室王公与满族官员差距较大的尊卑关系,对当时的行政也产生了某些影响。清前期,诸王贝勒参政的主要形式是议政与管理部院事务。
诸王与大臣们议政时,“诸王环坐,阁臣等向诸王跪白其议”,有时“长跪移时”,一跪就是两个小时,一次,年老的大学士李之芳竟因不堪其苦而栽倒于地。 大学士们的这种所谓议政,与仆人向家主禀报事务无甚两样,所以最后是“禀承意旨,呼则以殿下”,又有如仆从去执行主子的命令。如此召则跪禀,呼则唯唯退下,他们与诸王共议,不过是为宗室王公、满洲勋贵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
雍正朝及乾隆初,重要部院多由亲王、郡王兼管,当时若有“重臣兼部务,则一切皆唯所命”,部臣唯亲郡王马首是瞻。果亲王胤礼,为雍正之弟,乾隆之皇叔,雍正朝继怡亲王胤祥、廉亲王胤祺而管户部、工部事务。乾隆初,又兼管刑部。礼亲王昭梿说:果亲王在“任事时,謦咳所及,九卿唯唯”。
位高权重的宰辅、九卿在宗室王公面前被压制到如此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卑下地步,在往代的宗王与大臣之间是不多见的。它压制与影响官员才能的发挥,有损国家体统的尊严,因而康熙时,给事中对大学士向诸王跪白其议之事提出弹劾,要求改变这种礼制。
此后,朝臣又“奏请亲王不可兼部务”。雍正以后,皇帝为减少这种弊端,曾有意识地降低参政诸王的职任身份,如议政者任其为议政大臣,而非议政王。清末,诸王任职,皆为职官,而非王的身份,仅恭亲王奕慎有过“议政王”之衔,只不过是个名誉虚衔而已,因议政王大臣会议早已不存在,他的这一加衔,是因他协助慈禧政变成功,对他的特殊奖誉。
从这件事例也可看出,以前有“王”之身份的职任,其行政身份地位是突出高于以后诸王的职官身份的,所以,清末之时,才以“议政王”这种带“王”之身份的职衔奖酬立下殊功的奕慎。清末的官场上,任职官的王公们与一般大臣的职任身份差距已明显缩小,因而才有官员敢于弹劾任官的宗王,而这种现象,在清前期是从未出现过的。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3. 甄嬛传中皇上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抓住黄带子?
皇上在没生病之前已经在怀疑甄嬛和果郡王的私情。不过甄嬛在他的病榻前没有否认弘曕和灵犀是果郡王的孩子,再加上又说眉姐姐的孩子是温实初的,皇上在病床上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最后拼劲所以的力气,抓紧了床头上的“黄带子”。
黄带子在古代是皇权的象征,皇上死前紧紧抓住是不想让自己的江山落在别人的手里。所以甄嬛最后让四阿哥当了皇帝,把弘曕过继到果郡王名下了。
扩展资料:《甄嬛传》剧情简介
雍正元年,结束了血腥的夺位之争,新的君主(陈建斌 饰)继位,国泰民安,政治清明,但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之下,一股暗流蠢蠢欲动,尤其后宫,华妃(蒋欣 饰)与皇后(蔡少芬 饰)分庭抗礼,各方势力裹挟其中,凶险异常。
十七岁的甄嬛(孙俪饰)与好姐妹眉庄(斓曦饰)、陵容(陶昕然饰)参加选秀,她本抱着来充个数的念头,可皇帝(陈建斌饰)偏相中了她的智慧、气节与端庄,最后三人一同入选。
但因华妃(蒋欣饰)嚣张,步步紧逼,眉庄被冤,陵容变心,天真的甄嬛慢慢变成了后宫精明的女子。
皇帝发现年羹尧(孙宁饰)的野心,令甄父剪除年氏一族,甄嬛终于斗倒了华妃。但由于甄嬛与先故纯元皇后的神似,皇后设计以纯元皇后的礼服陷害甄嬛,父亲(沈保平饰)也遭牢狱之灾,生下女儿后,心灰意冷的甄嬛选择出宫修行。
在宫外幸得十七爷允礼(李东学饰)悉心照顾,二人相亲相爱,只等有机会远走高飞。后因误传十七爷死讯,甄嬛为保全腹中骨肉,设计与皇帝相遇,狠心断绝对十七爷的爱恋,重回宫中,再度与皇后相斗。
后因生下双生子,同时甄父的冤案得以平反,重新被皇帝重用,甄氏一族再度崛起。甄嬛多次躲过皇后的陷害,最终扳倒皇后。可造化弄人,由于皇帝的疑心,最终却只能看着心上人允礼死在自己怀中,而与叶澜依(热依扎饰)合谋弑君。
皇帝驾崩后,甄嬛养子弘历登基,甄嬛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即便享尽荣华,但眼见一生姐妹沈眉庄血崩而亡,一生爱人允礼为保其周全而无憾自尽,不过是一代封建王朝的悲情故梦罢了。
4. 夏锦达扮演者?
老大的幸福夏锦达扮演者:冯国强。《老大的幸福》是李路执导的家庭情感剧,由范伟、孙宁联袂主演。李路,1966年10月3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电视剧男导演、制片人,1993年执导《孤星》,获得了第十一届江苏优秀电视剧优秀导演奖,代表作有《刘天华》《山楂树之恋》《人民的名义》等。
5. 保安有没有权利对他人采取强制措施?
保安,不属于国家单位,不属于任何执法单位,保安,属于物业公司和安保公司。
保安存在的意见,就是保护安全,不是给别人造成伤害。可以约束行凶者别人的行动能力。
我们常见的保安,无非就是小区物业保安 和明星请的安保公司的保安。
小区物业的保安作用是对那些非本小区的人家实行登记,预防小偷等等 保护业主的财产安全。
明星的保安,就是保护明星个人,这一类保安,身体素质比较好,有一定的格斗能力,跟这些人冲突容易吃亏。(那些天天在网上叨叨叨,某某明星的保安推搡谁谁谁了,是自己吃亏了,你要能打过他,你还会在网上叨叨叨,估计明星请的就是你不是对方了)。
其实保安,能不能对人采取强制措施,这个要因人而异,当然发生的情况来看,就像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一样(一个有罪一个没罪)不好鉴定。
6. 汉景帝杀晁错是冤案吗?
谁杀死了晁错
削藩一旦开始,吴国一定会发兵反叛。对这一点,晁错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当叛乱真的爆发,不是吴国一国,而是七国诸侯同时起兵,这可能大大超出了孝景帝和晁错的预料。
所以当袁盎告诉孝景帝“吴国的反叛不足忧虑,很快就会平定”的时候,孝景帝当即表示了质疑:
“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散财以招天下豪杰。如今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他能下决心动手?”
叛乱的规模超出预期,这同晁错执行削藩政策的失误有直接的联系。
当初向孝景帝上《削藩策》的时候,晁错分析得明明白白,削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吴国,它一定会武力阻挠朝廷的削藩大计。
既然如此,在削藩一开始就应该把其他的诸侯国先搁置起来,力争孤立地解决吴国问题。
但事实上晁错并没有这样做。
前元二年(公元155年)先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胶西国的六个县。前元三年(公元154年)又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
抡起拳头砸了一圈儿,这才动手去削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这样四面树敌的行为等于把受罚的藩王们统统推向了刘濞一边,这才有了吴国领衔七国,发动叛乱的恶果。
客观地看待这场发生在帝国东方的叛乱,即便七个藩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央,以汉朝直辖的领土、人力、财力与之相较,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
朝廷出兵之后,短短三个月就基本平定了叛乱,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但在叛乱发生的正当时,对孝景帝和晁错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吴楚七国,而是另有其人!
在《汉书·晁错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饶有深意的事情:
当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晁错与孝文帝紧急商量出军应对。晁错提出,请孝景帝御驾亲征,自己坐镇关中保障后援。
晁错提出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模仿高皇帝刘邦和相国萧何的故事:
当年汉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发生叛乱的时候,总是高皇帝刘邦东出函谷,摧锋陷阵;相国萧何坐镇关中,足兵足食。
但我却觉得,晁错的这个建议其实是在掩饰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事实:那就是晁错和汉朝的功臣武将之间矛盾太深了。
在叛乱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多数表现出消极怠工的态度,晁错手里无人可派,这才不得已奏请孝景帝御驾亲征!
文景时代,功臣武将与文官智囊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孝文帝刚即位的时候,朝中辅政的重臣都是高祖时代从龙起兵的军功勋贵,为首的就是周勃、陈平、灌婴三巨头。
鉴于他们此前曾经发动政变,诛灭诸吕和后少帝刘弘,孝文帝对这个功臣集团保持着高度的戒心(《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周勃灭诸吕,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
在智囊贾谊的建议下,孝文帝出台了“列侯之国”政策,将军功起家的列侯功臣们陆续遣返封国,引入文官,逐渐取代军人政治家的地位。
正是在这个人事换血的过程中,爆发了第一次功臣武将和文官智囊的激烈冲突。
标志性的事件是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周勃、灌婴等人为了阻止贾谊登上公卿之位,连手逼宫。孝文帝被迫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从长安到长沙,贾谊的贬谪是谁一手造成的》)。
虽然贾谊遭到了贬谪,但在孝文帝的持续打压之下,功臣武将的势力急剧萎缩,到了孝景帝登基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在朝中对皇权构成挑战了。
所以司马迁说:
孝文施大徳,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
——《史记·孝景本纪》
自太子时代就在文官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孝景帝刘启坚定地继承了父亲孝文帝刘恒的文治更化思想,重用文官智囊,抑制功臣武将。
有了皇帝的绝对权威做后盾,以晁错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官智囊影响力急剧膨胀,而这也直接加剧了他和功臣武将的权力斗争。
司马迁在回溯这段历史时说:
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晁)错。
——《史记·晁错列传》
当孝景帝登基之初,晁错只是区区一个内史,却总能获得单独面圣、密议国政的机会。
孝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遇之隆,冠于九卿。
这让丞相申屠嘉大为不满——申屠嘉自高祖时代就投身军旅,从材官厥张(即武卒)做起,一步步走到宰相的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功臣武将。
皇帝总向晁错问计军国,这等于间接架空了宰相。正是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文景时期功臣武将同文官智囊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当时宰相申屠嘉接到报告,晁错为了从内史府中出入方便,新开了两道门,把临近的太上皇庙的壖垣给凿穿了。
申屠嘉准备抓住这条小辫子,劾奏晁错大不敬之罪,要置他于死地。
晁错得到消息,抢在申屠嘉上奏的前一天晚上面圣陈情。
等到申屠嘉跟孝景帝报告“晁错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擅自把太上皇庙的庙垣凿穿了,其罪当诛”的时候,孝景帝却不以为然:
“丞相的奏报不确切吧?晁错凿的并非庙垣,只是壖中垣罢了。”
羞愧交加的申屠嘉被迫向皇帝谢罪,并在不久之后抑郁而终。
申屠嘉和晁错的这次交锋,胜负之势同孝文帝时代周勃与贾谊就“列侯之国”事件发生的冲突来了个180°的大转变。
当初孝文帝不得不屈从周勃等人的压力放逐贾谊,但现在孝景帝却可以无视申屠嘉的怒火,力挺晁错。
这说明到了此时,在皇权的支持下,文官智囊已经对功臣武将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在申屠嘉死后,晁错随即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已经是拜相的前兆了——晁错之前的三任御史大夫张苍、申屠嘉和陶青都先后登上了相位。
如果晁错也能成功地登上相位,那就意味着自孝文帝时代开启的文治更化进程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军人政治的时代落下大幕。
但就在这收官之前的一刻,功臣武将却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实施绝地反击,成功地杀死了晁错,这个胜负逆转的机会就是——削藩。
对晁错的削藩主张,大多数功臣武将都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这违背了高祖皇帝和开国功臣共同订立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约定:
其一,非刘姓宗亲不得封王,非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其二,国以永存,施及苗裔。
刘姓藩王的封土是经过高皇帝首肯的合法利益所得,就像功臣武将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列侯爵位一样。
在功臣们看起来,晁错削藩是在夺人家的祖产,增加自己的资本。
一旦让晁错削藩成功,文官智囊必将因为这一政治资本而在朝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到那时功臣武将会遭到更加严重的压迫。
有鉴于此,功臣武将们对晁错削藩几乎保持着一致的反对意见,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袁盎和窦婴。
袁盎和晁错因此闹到势同水火,连同堂说话都不能够。晁错坐下了,袁盎就要走;袁盎来了,晁错就拂袖而去。
至于窦婴,当孝景帝命令羣臣集体讨论晁错提出的《削藩策》的时候,其他公卿、宗室、列侯都因为顾忌皇帝的支持态度而沉默抗议,窦婴却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并因此跟晁错翻脸。
当削藩在孝景帝的支持下有序进行的时候,晁错取得了政治主导权,袁盎和窦婴罢官闲居,功臣武将被迫边缘化。
现在削藩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吴楚七国同时反叛,要靠枪杆子来摆平的时候,晁错就不灵了,孝景帝必须请功臣武将们出山救急。
可窦婴应召面圣,死活就不同意出任大将军,坚称身体有病,难以胜任。
孝景帝都急了,跟他嚷嚷:
“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你别忘了,咱们可是一家人!你就眼睁睁瞧着我在火上烤吗?!”
“行吧。不过有个人陛下得先见一见。”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窦婴在出征之前领着袁盎进了皇宫,跟孝景帝进言:欲弥兵祸,先诛晁错!
窦婴和袁盎两位功臣武将先后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诛晁错,清君侧”只是刘濞造反的借口。
事实上刘濞在反叛的檄文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
——《史记·吴王濞列传》
晁错削藩就是前一年才开始的事儿,可他刘濞已经处心积虑地准备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天下有谁听说过晁错呢?
但窦婴和袁盎仍然坚持要孝景帝杀了晁错,这实际上就是拿吴楚七国的反叛跟皇帝叫价:
杀了晁错,放弃文官智囊,重新重用功臣武将,平叛的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死关头,孝景帝必须要慎重地权衡利害了。
如果他还选择继续重用晁错,那就必然失去功臣武将的支持。他将被迫像晁错建议的那样御驾亲征。
到了那时,前方有锐不可挡的吴楚叛军,后方有心怀叵测的功臣武将,腹背受敌,从前发生在诸吕和后少帝刘弘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我想,这时的孝景帝或许会想起父亲孝文帝刘恒临终前交代给他的遗言: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史记·绛侯世家》
可周亚夫就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啊!晁错不死,这个功臣二代会临危受命吗?
到了这个地步,不放弃晁错,就只能与他同死!那样以来,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文治更化的未竟事业,就全都完了。
面对着袁盎的要求,孝景帝思虑再三,终于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顾诚如何,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史记·吴王濞列传》
“顾诚如何”,说明孝景帝对袁盎描述的“杀了晁错,吴楚自会罢兵“的前景并不相信。
但他仍然接受了杀掉晁错的建议,因为他不是要“谢诸侯”,而是要“谢天下”。
孝景帝赔罪的的对象,表面上是七位反叛于东方的藩王,实际上却是朝中作壁上观的功臣武将。
就在孝景帝流露出妥协的意思后,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上奏敦促孝景帝,要求像当年周勃灭诸吕那样,将晁错一族斩尽杀绝:
(晁错)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巿。
——《汉书·晁错传》
陶青是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的儿子;张欧是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的儿子。
至于“中尉嘉”,虽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没有记载他的姓氏,但他担任的中尉一职正是接替了新被提拔为太尉的周亚夫的职务,而且将晁错骗到东市,执行腰斩的正是此人。可以推断,他应该也是功臣武将集团的一份子。
正是在功臣武将的合力逼迫下,孝景帝终于将晁错的人头摆上了出征的祭台。
7. 头条收益最大的人?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愚伯的自留地,或许有人听过,也有人没听过。
不过我为什么会提他,因为他曾经有篇爆款,二亿展现量,1000多万阅读,那篇爆款让他单篇收益一万七。
话说回来他那篇爆款很多人也都看过,也确实是2亿展现,1700多万阅读,而且因为那篇收益,很多人,都写过他,也转过那张图。
毕竟单篇收益一万七,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恐怕努力几年也不一定有。
除了他,就是加油80后老田,前段时间,他也有2篇爆款,那2篇爆款,单篇收益都是5000多。
二篇作品加起来也有一万块钱,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毕竟我们单篇收益能有几百,几十,甚至几块,可能我们都会开心得不行。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在头条见过单篇收益最高的,如果说整体收益最大的,那就有太多了,像那些专业自媒体的,以及大v,比如像孙宁,司马南,胡锡进,邱毅……等等。
本站涵盖的内容、图片、视频等数据系网络收集,部分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谢谢大家!
1. 孙宁个人资料,如何评价演员胡一天?
去年凭借《夏至未至》欧俊走进大众视野
今年更是凭借《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江辰一角大火
小哥哥的微博粉丝已经225万啦
可想而知这部剧受关注程度
关键是小哥哥非科班出身
但是演技真的非常自然把江辰那种内敛傲娇的高冷气真的演出来了
明明很喜欢但是还是要装作一脸傲娇
完全就是这种高冷学生男神的最佳人选啊,穿上校服他就是江辰呀一个人的爆红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绝不是偶然
应该是个爱运动的小哥哥,注重自我管理也会拍文艺的皂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看得透彻,愿意去努力,对啊,只有去实现才知道啊看他配的表情,应该也是个偶尔逗逼的小哥哥吧发发皂片 ,分享日常~因为所有的努力都不易
所以愿你一如既往
努力勇敢充满希望
小哥哥的视频随便一截都辣么帅哦~哦⊙∀⊙!哈哈
放错了
2. 清代八旗制度是如何划分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入关后八旗领主王公与旗人主属关系的表现嘉道时期,礼亲王府的昭梿曾叙述:人关后“诸王分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其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递为臣仆”。昭梿所说的下五旗旗人皆为宗室王公之“僚属”“臣仆”,就是指的他们之间的主属关系,它是入关前旗人对领主王公私隶性关系的残留,是它的延续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主奴性的私隶关系。
入关后,下五旗王公的属下旗人,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性,所以在文献上又有专门的称呼——“哈哴阿”,满文为“harangga”,“从属者”之义。对领有他们的宗室王公乃至其家属,仍称“属主”“管主”,俗称“主子”“主”。
他们在主子跟前要自称“奴才”,即使是身为中央或地方大员者也要这样称呼。康熙年间,隶属于镶白旗雍亲王胤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给胤禛的信中没有自称奴才,便遭到主子胤禛的痛斥,指责他是“藐视本门主子”,并训诫他:“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莫不皆称主子、奴才”,“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吏乎”。
康熙初曾在京滞留的进士储方庆还据其所见,以汉军旗人官员为例,对二者之间的主仆名分及哈哴阿的低贱性做过更生动的叙述:
至于满、汉之外,复有汉军一途,其仕之尊显者亦列于公孤之选。然位虽尊于天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得其位之时,非不赫然贵矣,一遇其主,则俯首帖耳,执役之不眼,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稍有所抵牾。
这些汉军旗人虽然在朝廷为官,有些人甚至“列于公孤之选”,极人臣之贵,可是“一遇其主”便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而不敢稍有所抵牾”,且“执役之不暇”,将侍奉主人之贱役“恒视为固然”,自认为是分所当然,为何如此?
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官场或社会中地位虽尊,却又“隶于私室”,是王公主子私人的卑下奴才,所以在主子面前不得不如此。身为哈哴阿的官员若犯严重罪行,则进一步降其身份为更低等的家奴,而且仍如入关前一样,给原主子家为奴。雍正以前,这类事经常出现。
如顺治五年七月,怀来兵备道道员朱永旺只因“抗摄政王令,不饲牛”,便被革职、鞭五十,然后“给本主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家为奴”。顺治十七年八月,巡抚朱衣助降敌后又逃回,免其死罪后“仍交与该王为奴”。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兵部等衙门拟将触犯军法的总兵官朱衣客处斩,康熙帝下令:“朱衣客着从宽免死,给与该主为奴。”当时还有罚入辛者库之制,所谓入辛者库,是入于包衣管领下为奴,使其为主子服贱役。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护军统领赵赖(满人)因保皇太子胤礽时推病不到,康熙命将赵赖革职,“交该管主,令人辛者库当下贱差使”。同样,雍正十一年七月,庄亲王胤禄属下査尔布获罪,其一家四口也是“人该管和硕庄亲王之包衣辛者库”。
其次,是管主役使哈哴阿,哈哴阿作为仆有侍奉主子的义务。
顺治朝在京的史学家谈迁曾据其见闻而叙述,当时旗人“隶于旗下,各受所辖,虽官中外,列三九,一谢事归旗,听役本辖,子女不得避也”。康熙朝,大学士席哈纳、吏部左侍郎傅继祖(满人),年老休致后,便一个在“该管王门上行走”,一个为主子管王府家务。年老退休了却不能养老,还要为本管王当差行走,表明他们的身份并不完全自由。
旗人官员犯罪革职,朝廷有时还直接指令他们去侍奉主子、接受主子的差遣。如康熙二十六年,副都御史舒恕因昏庸不能胜任其职而被解任,“交与该王为护卫”。纳尔库被革去笔帖式“交与该王当差”。五十二年三月,内阁学士宗绅保因“为人胡涂,着解退,发伊该管王处行走”。哈哴阿家属子女,平时就应在主子之家当差。
如顺治朝著名的大学士正红旗汉军旗人宁完我,其四世孙宁邦玺在雍正年间为正红旗“康亲王(崇安)属下”,便在康亲王府上充当服侍主人杂务的拜唐阿。刑部尚书镶白旗满洲人富察氏傅鼐,康熙朝时为雍亲王胤禛属下,也是“年十六,侍宪皇帝(胤禛)于藩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
乾隆四十四年所修的《八旗则例》甚至还规定:旗员任地方官携家属赴任,如有十八岁以上的子弟,要先“询明该管王公有无用伊之处”,“如有用处,停其携往”。这一规定至同治年间仍然保留。 清廷也允许五旗王公在中央规定的范围之内,于属下旗人挑取为其府第行走的差役和随侍人员。
另外,哈哴阿日常还要去主子家请安,以尽为仆之礼;遇年节或主家红、白之事,去主家庆、吊,乃“分所当然”。前述四川巡抚年羹尧因为没有尽这种主仆之礼,主子雍亲王胤禛便痛斥他“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又提到“妃母(指康熙帝之德妃,胤禛生母)千秋大庆,阿哥(指胤禛长子弘时)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
主家若有丧事,其属下旗人还要穿孝、服丧。顺治年间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死,其“所属官员、护军校以上并妻,俱丧服,大祭后除服”。宗室王公们的福晋、夫人,或女儿受封者如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死,也有“属员服丧”之礼,所属旗人“官员帽除缨,官员妻俱丧服,大祭毕除服”。
为防止王公家丧事所属官员服丧影响国家公务,雍正四年又补充规定:“嗣后王、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由此看来,《清宫遗闻》所记道光初的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正蓝旗蒙古人松筠,在其主家有丧事时披麻戴孝、司鼓执役一事,尽管有添枝加叶及错讹之处,但并非凭空虚构。
二、主属关系残留对政治的诸多消极影响清代宗室王公与所属旗人的主奴性私属关系,对清代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主属结党营私。
这一问题,在康熙朝后期的储位之争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皇太子胤礽被废,诸皇子竞相谋夺储位,各自把私门属下作为争夺储位的心腹助手;属下则希望主子异日荣登大宝自己沾光而奔走效劳,四出活动,充当了各皇子党人中的重要角色。康熙就曾说,当时诸皇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大学士马齐,原隶镶黄旗满洲,皇八子胤禩封入正蓝旗后,马齐连同其家所在的佐领一起拨隶贝勒胤禩。马齐位高权重,也有活动能量,在第一次废太子,康熙令大臣们推举新太子时,马齐便在朝臣中大造舆论,联合官员们推举胤禩。
康熙察觉其活动,将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夺官,后来又将该家族之佐领从胤禩属下收回,重归自己的上三旗。 皇三子胤祉的属下人孟光祖,也曾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活动,拉拢地方官,终被康熙派人缉捕处斩。
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属下戴铎,则给主子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谋求储位的计划,并建议胤禛大力培植本门属下人,使他们充当朝内外的要职。胤禛还曾许令本门属人借银子捐官,并命戴铎、马尔齐哈、年羹尧等属下人联络中央及地方督抚大员,以扩大本党势力。
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是对当时朝政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诸皇子与属下人结党谋位,对这场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宗室王公凭借他们的主子身份,勒索属下钱财,迫使属下旗员侵吞钱粮,亏空公帑,助长了清前期贪污之风的恶性发展。
地方官署,是官吏加征耗羡、浮收勒折、收取规礼(即陋规)的利薮,清前期的督抚多由旗人担任,旗人任府州县官的也不少,而这些旗人地方官不少又是宗室王公的属下,是他们的私属“奴才”,因而贪鄙的王公主子便以勒索这些属下地方官,作为进财的特殊渠道。
如康熙后期的两广总督杨琳,镶红旗汉军旗分佐领下人,为“敦郡王属下(敦郡王为康熙帝第十子胤䄉),王曾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杨亦无如之何”。敦郡王胤䄉所以敢派人明目张胆地到杨琳的总督府内搜索钱财,正是凭借他的主子身份。而堂堂的封疆大吏杨琳,也正因为是胤䄉的属下奴才,所以对一个阉宦之辈的搜索也“无如之何”,不敢得罪主子。
这类勒索事件,在康熙朝尤为多见。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帝就曾针对诸王公“于所属在外官员……勒索其财物”的现象发布上谕加以训斥,但并未采取严厉的制止措施。康熙后期,已发展成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了。雍正上台后对此有过透露,他说:“五旗诸王不体下情,分外勒取,或纵管事人肆意贪求,种种勒索不胜枚举,以致该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雍正把王公勒取属下视为康熙后期官员亏空公帑这一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说得有些过分,但反映出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这类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勒取的数额也绝对不是少量的。
如贝子胤禟,一次就向湖广总督满丕“索六万金”。无怪乎雍正说:“王成勋一州县官,伊主星尼一公爵耳,尚勒取银数千两,若属于王府而为大员者,尚可问耶?”贝子胤禟勒索属下动辄几万,诚亲王胤祉“咨意需索所属”,其数量肯定也不少。
这类恶习,雍正上台后曾严加禁止。乾隆时,由于他的政策不像乃父之严厉,所以又有所泛滥,出现“王公等于属下外任人员每多需索”的现象,为此又两次降旨申禁。 但是既然主仆关系存在,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禁绝,只不过是有所收敛而已。而且乾隆也默认:“各旗王公所属人员服官在京者,向遇年节生辰,一赴本门叩谒,尚属分所当然”,并表示“嗣后各王公属下人,唯在京向各门仍照旧不禁,其有现居外任职官因事来京者,概不许于本管王公处谒见,以清弊源,著为令”。
允许在京官员在主家年节生辰之日去叩谒,这些奴才们又怎能两手空空地去庆贺? 以他们的低俸禄,又怎能孝敬主子,只好侵蚀公帑、收受或勒索其他官吏( 主要是地方官)的规礼。再者,在京的属下官员孝敬主子,地方官的属下又怎能不向主子有所表示。所以既然有这种特殊关系,就不可能杜绝这类事情。
清代地方官吏向中央官员或贵族馈送规礼,是始终存在的事情,其中具有属下身份的地方官也不可能单单抛开他们的主家,得罪主子。
3. 管主奴役属下,干扰旗人官员行政,侵犯国家司法权。
入关后所以延续王公对旗下佐领的统辖,并继续实行分封制,除以前的遗留因素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供受封王公于所属佐领中挑取府第护卫随从之人如护卫、护军校、亲军、亲军校,以及管理府第事务之人如长史、司仪长、典仪、散骑郎等。这些人全部由王公从属下佐领中挑取。
王公府第家务杂差,虽主要由其包衣佐领下人(包括家属)充当,实际上由于旗分佐领下人也是王公的属下,所以王公们也常常把他们当作包衣奴仆役使,而且有的役使手段相当残酷,简直是奴役。
礼亲王昭梿曾叙述:下五旗人员“皆为王等僚属,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多有虐其所属不堪言者”。康熙朝的雍亲王胤禛对这种现象了如指掌,其实他本人本王府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上台后的第四天即发布上谕,首先禁止下五旗王公再役使现任官员的子弟:
下五旗诸王属下人内,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县令以上,该王辄将其子弟挑为包衣佐领下官及哈哈珠子、执事人,挫折使令者甚众,嗣后著停止挑选。其现在行走人内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选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后挑选者,俱著查明撤回。或有过犯、该王特欲挑选之人,着该王将情由奏明,再行挑选,特谕。
次年七月,针对王公对旗分佐领下属人之奴役,再次发布禁令:
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只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须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著开名请旨……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傥有仍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著该旗都统等奏阐。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
从雍正上谕中所反映的,诸如管主对属下“折挫使令”“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等情况看,诸王公对旗分佐领下属人简直是非人待遇,甚至“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诸王公奴役虐待官员之家,随意“令所属人内在部院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不仅有辱斯文,有损国家体制的尊严,而且影响官员正常执行公务。
至于滥用非刑、轻毙人命,则侵犯了国家的司法权,也使属于国家编户的旗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因而皇帝不得不强令禁止。
从以上两道谕旨还可看出,雍正并未完全禁止王公对属下的役使,只是限定使役范围,如第一次谕旨,并没有禁止王公们从非现任官员子弟中挑取需用之人,即使是现任官员子弟,也只是需上报“奏明,再行挑选”。
第二次谕旨,强调的是诸王公不许将属下人员“擅行治罪”,至于在规定的所应挑取的护卫、散骑郎、亲军等等之外,若挑取本人或子侄的随侍之人,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等,也可“列名请旨”。这种带有局限性的禁令,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其规定的禁令所以带有局限性,正是囿于管主与属下的私隶关系,不能完全禁绝,因而,此后雍正、乾隆等皇帝还曾采取从王公属下撤出被奴役者家族的佐领、裁撤或换用由属下人充任差役人员等措施。就在雍正第二次谕旨发布两年后,又发生了管主虐待属下之事,廉亲王胤禩,只“因护军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给供,遂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痛加鑫楚,且推入冰中,几至殒命”,经宗人府参奏,雍正命将“九十六之宗族佐领不可留于胤禩属下,着撒入公中”。
再有,前述雍正四年,将贝勒、贝子等佐理府第事务的散骑郎裁撤。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停止王、贝勒管理府第事务的长史、司仪长由其属下官员内挑补之例,改由上三旗头二等侍卫,銮仪卫、冠军使等拣选补放等措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将下五旗某些功臣、近臣之家族由王公属下抬入上三旗,也与此有关,如前述正红旗汉军人两广总督杨琳,清世宗便于雍正元年三月把其家抬人正黄旗汉军,使他们脱离与敦郡王胤䄉的主属关系。
至道光十八年仍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惇亲王绵恺滥设非刑、囚禁属下多人案。绵恺是道光皇弟,分封镶白旗,性格暴躁,府内服役人员,动辄被拷打。其王府及西郊的寓园还设有囚房,专门囚禁违背其意志的服役人。该年五月,一名不堪虐待的包衣将其控告。道光帝责令有关衙门清查,结果搜出被囚者达八十二人,其中被圈禁的满洲哈哴阿官员兵丁十一名,包衣佐领下人三十一人。
这些被囚禁者“均因细故被禁”。如有的因私自探家,有的因讨求差事,有的是因在王府中互相口角。其中有一人被责打逃跑后追获,痛打后以铁链锁在书房内伺候办事人员,又被怀疑偷了房内金茶托而遭毒打,恐惧之下服毒自杀,抬回其家后,其家属“因畏王府,不敢控告”。道光帝接到审供后大怒,将绵恺降为郡王,革去宗令、都统等职务,罚俸三年。
惇王府所囚禁者即多达八十余人,被虐待者不知凡几,由此也可见,这种残酷对待属下人的恶习是经常性的。若非那位包衣人大胆控告主子,仍不得暴露。道光帝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即下令对下五旗王公的分封领属制进行改革,即前述道光十八年的对王公所领有的佐领数的削减,同时还规定:“嗣后八旗官员人等,文职自四品以上,武职自二品以上,其本户均毋庸作为哈哴阿,以示区别,著为令!”
以免去身为哈哴阿的品级较高的旗人本身及其家属的“哈哴阿”身份,解除他们与王公主子的主仆关系。道光帝这样做,还是与以前雍正帝一样,考虑到身为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旗人同时又是宗室王公的奴才,不免受主子役使,有损国家体制的尊严。但这次改革仍是有局限性的,既然分封领属制继续保留实行,那么下五旗的中下级旗人官员乃至大批的一般旗人哈哴阿,以及他们的家属便仍然具有奴才身份,难免不被王公主子之家驱使、奴役。
应该说,由于满族的不断汉化,以及清帝尤其是雍正对宗王的禁抑,雍正至道光诸帝又采取某些措施,抬高一些旗员的身份,使其脱离主属关系,宗室王公的领主性身份在逐渐削弱,旗人身份有所提高,但上述道光十八年发生的事件,以及道光帝所做的有局限性的改革,并继续实行旗下分封制等等事实,又使我们不能不看到,距入关已有二百年的满族内部,仍延续存在着落后的领主分封制的主属因素。
4. 落后的主奴性等级因素,影响到整个满汉官僚阶层,加大了宗宣责族与异姓官僚阶层的等级差距,对当时的行政也造成某种消极影响。
清代以前王朝的宗室王公,汉代,诸侯王位居丞相之上。清代则不然,凡大朝、重大庆典,亲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者,俱在丹陛上序立。宗室低爵者和一品以下百官则立于丹墀内,依品级次序排列。丹陛内的高高在上者,全部为显爵贵位的宗室王公。行礼毕,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可进殿内,丹墀内排列的低爵者和一品以下大臣则仍在原地。
清代的宗室王公由于始终参预政治活动,在京城与朝臣朝夕相处,因而他们与民爵、高级官员的等级差距在礼制的其他方面还有具体表现。
清前期,大学士等官与诸王共议国政的形式是,诸王端坐听禀,贵为宰相的大学士要“向诸王长跪(双膝跪)”奏事,后来改为屈一膝,直到雍正以后,才免去屈膝,但平时相见,则仍要下跪行礼,一直到嘉道及以后仍是如此,所以历住嘉庆至同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官的吴振棫曾说:“今大小臣工见诸王,屈一膝为礼……盖见皇子,则双屈膝也。”
实际上官员中始终有向诸王双屈膝长跪请安者,所以乾隆、嘉庆、咸丰三朝,皇帝曾多次下令禁止。异姓公、侯、伯及一品大学士等平日出行,如果路过亲王、郡王、贝勒府门,虽未见到其本人,也要下马走过,违制者就要治罪。
再以题奏格式为例。清前期,官员奏章,凡提及王、贝勒之处,“亲王、郡王、贝勒俱抬一头书写”。如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疏,事涉抚远大将军王胤禵,即将“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臣工章奏,写皇帝之处要另起行抬一头书写,这里的“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正是沿用“亲王、郡王、贝勒俱抬一头书写”的惯例,雍正时加以禁止。官员奏章的抬写,是向皇帝等特别之人表示尊敬的礼制格式。
议政时的双膝长跪,往代的宗王与大臣之间从没有这种礼节,而这些礼节形式竟实行于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朝臣之间,反映了清代宗室王公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雍正以后虽然免去跪议、书写抬头两种形式,但其他礼节还依然如旧,仍显示出他们高高在上。如果说往代宗室王公与异姓贵族、高级官僚同处于大致相等的等级地位的话,那么清代的宗室王公则是皇帝之下,高居于民爵百官之上的高级阶层。
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民爵百官之间的等级地位所以相差较悬殊,大概主要原因,就在于八旗领主分封制及其主属性的领属制残留下,领主宗室王公与旗人官员之间的主仆关系。在满族(泛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部,明显分出的两个阶层,旗员是处于“仆”的阶层,被称为“八旗世仆”“旗仆”“世仆”;宗室王公,主要是“人八分”的王公都处于“主”的阶层。
主、仆两阶层之间,等级差距自然悬殊。再者,旗人官员虽然各有属主,但这些属主都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王公贵族,旗人在本管主家为卑下地位,与同家族的其他受封者虽无直接统属关系,但他们之间也必然会残存一定程度的尊卑关系。如嘉庆时的一品大臣尚书景安,与礼亲王昭梿本不同旗,不属昭梿管下,但因景安的主子与昭梿同出一祖礼亲王代善,昭梿便骂景安为他家奴才。
选秀女之制也说明了这点,清代旗人之女选秀女,不仅备皇帝充实后宫,而且为皇子、皇孙以及下五旗王公及其子弟指婚,选秀前自行婚嫁者治罪。表明旗人对爱新觉罗整个家族都具有某种隶属性。旗人与宗室贵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这种卑尊差距,也必然会在官场的等级关系中有所反映,因而旗员即便身为高官显爵,其身份地位也在王公之下。
在满汉复职制中,位高权重的旗人官员处于奴才的卑下地位,那些居于旗员地位之下的汉官也就自然失去了以前汉族王朝那种尊贵的政治地位,他们虽无奴才身份,而只能同处奴才的地位。
清代宗室王公与满族官员差距较大的尊卑关系,对当时的行政也产生了某些影响。清前期,诸王贝勒参政的主要形式是议政与管理部院事务。
诸王与大臣们议政时,“诸王环坐,阁臣等向诸王跪白其议”,有时“长跪移时”,一跪就是两个小时,一次,年老的大学士李之芳竟因不堪其苦而栽倒于地。 大学士们的这种所谓议政,与仆人向家主禀报事务无甚两样,所以最后是“禀承意旨,呼则以殿下”,又有如仆从去执行主子的命令。如此召则跪禀,呼则唯唯退下,他们与诸王共议,不过是为宗室王公、满洲勋贵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
雍正朝及乾隆初,重要部院多由亲王、郡王兼管,当时若有“重臣兼部务,则一切皆唯所命”,部臣唯亲郡王马首是瞻。果亲王胤礼,为雍正之弟,乾隆之皇叔,雍正朝继怡亲王胤祥、廉亲王胤祺而管户部、工部事务。乾隆初,又兼管刑部。礼亲王昭梿说:果亲王在“任事时,謦咳所及,九卿唯唯”。
位高权重的宰辅、九卿在宗室王公面前被压制到如此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卑下地步,在往代的宗王与大臣之间是不多见的。它压制与影响官员才能的发挥,有损国家体统的尊严,因而康熙时,给事中对大学士向诸王跪白其议之事提出弹劾,要求改变这种礼制。
此后,朝臣又“奏请亲王不可兼部务”。雍正以后,皇帝为减少这种弊端,曾有意识地降低参政诸王的职任身份,如议政者任其为议政大臣,而非议政王。清末,诸王任职,皆为职官,而非王的身份,仅恭亲王奕慎有过“议政王”之衔,只不过是个名誉虚衔而已,因议政王大臣会议早已不存在,他的这一加衔,是因他协助慈禧政变成功,对他的特殊奖誉。
从这件事例也可看出,以前有“王”之身份的职任,其行政身份地位是突出高于以后诸王的职官身份的,所以,清末之时,才以“议政王”这种带“王”之身份的职衔奖酬立下殊功的奕慎。清末的官场上,任职官的王公们与一般大臣的职任身份差距已明显缩小,因而才有官员敢于弹劾任官的宗王,而这种现象,在清前期是从未出现过的。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3. 甄嬛传中皇上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抓住黄带子?
皇上在没生病之前已经在怀疑甄嬛和果郡王的私情。不过甄嬛在他的病榻前没有否认弘曕和灵犀是果郡王的孩子,再加上又说眉姐姐的孩子是温实初的,皇上在病床上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最后拼劲所以的力气,抓紧了床头上的“黄带子”。
黄带子在古代是皇权的象征,皇上死前紧紧抓住是不想让自己的江山落在别人的手里。所以甄嬛最后让四阿哥当了皇帝,把弘曕过继到果郡王名下了。
扩展资料:《甄嬛传》剧情简介
雍正元年,结束了血腥的夺位之争,新的君主(陈建斌 饰)继位,国泰民安,政治清明,但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之下,一股暗流蠢蠢欲动,尤其后宫,华妃(蒋欣 饰)与皇后(蔡少芬 饰)分庭抗礼,各方势力裹挟其中,凶险异常。
十七岁的甄嬛(孙俪饰)与好姐妹眉庄(斓曦饰)、陵容(陶昕然饰)参加选秀,她本抱着来充个数的念头,可皇帝(陈建斌饰)偏相中了她的智慧、气节与端庄,最后三人一同入选。
但因华妃(蒋欣饰)嚣张,步步紧逼,眉庄被冤,陵容变心,天真的甄嬛慢慢变成了后宫精明的女子。
皇帝发现年羹尧(孙宁饰)的野心,令甄父剪除年氏一族,甄嬛终于斗倒了华妃。但由于甄嬛与先故纯元皇后的神似,皇后设计以纯元皇后的礼服陷害甄嬛,父亲(沈保平饰)也遭牢狱之灾,生下女儿后,心灰意冷的甄嬛选择出宫修行。
在宫外幸得十七爷允礼(李东学饰)悉心照顾,二人相亲相爱,只等有机会远走高飞。后因误传十七爷死讯,甄嬛为保全腹中骨肉,设计与皇帝相遇,狠心断绝对十七爷的爱恋,重回宫中,再度与皇后相斗。
后因生下双生子,同时甄父的冤案得以平反,重新被皇帝重用,甄氏一族再度崛起。甄嬛多次躲过皇后的陷害,最终扳倒皇后。可造化弄人,由于皇帝的疑心,最终却只能看着心上人允礼死在自己怀中,而与叶澜依(热依扎饰)合谋弑君。
皇帝驾崩后,甄嬛养子弘历登基,甄嬛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即便享尽荣华,但眼见一生姐妹沈眉庄血崩而亡,一生爱人允礼为保其周全而无憾自尽,不过是一代封建王朝的悲情故梦罢了。
4. 夏锦达扮演者?
老大的幸福夏锦达扮演者:冯国强。《老大的幸福》是李路执导的家庭情感剧,由范伟、孙宁联袂主演。李路,1966年10月3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电视剧男导演、制片人,1993年执导《孤星》,获得了第十一届江苏优秀电视剧优秀导演奖,代表作有《刘天华》《山楂树之恋》《人民的名义》等。
5. 保安有没有权利对他人采取强制措施?
保安,不属于国家单位,不属于任何执法单位,保安,属于物业公司和安保公司。
保安存在的意见,就是保护安全,不是给别人造成伤害。可以约束行凶者别人的行动能力。
我们常见的保安,无非就是小区物业保安 和明星请的安保公司的保安。
小区物业的保安作用是对那些非本小区的人家实行登记,预防小偷等等 保护业主的财产安全。
明星的保安,就是保护明星个人,这一类保安,身体素质比较好,有一定的格斗能力,跟这些人冲突容易吃亏。(那些天天在网上叨叨叨,某某明星的保安推搡谁谁谁了,是自己吃亏了,你要能打过他,你还会在网上叨叨叨,估计明星请的就是你不是对方了)。
其实保安,能不能对人采取强制措施,这个要因人而异,当然发生的情况来看,就像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一样(一个有罪一个没罪)不好鉴定。
6. 汉景帝杀晁错是冤案吗?
谁杀死了晁错
削藩一旦开始,吴国一定会发兵反叛。对这一点,晁错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当叛乱真的爆发,不是吴国一国,而是七国诸侯同时起兵,这可能大大超出了孝景帝和晁错的预料。
所以当袁盎告诉孝景帝“吴国的反叛不足忧虑,很快就会平定”的时候,孝景帝当即表示了质疑:
“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散财以招天下豪杰。如今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他能下决心动手?”
叛乱的规模超出预期,这同晁错执行削藩政策的失误有直接的联系。
当初向孝景帝上《削藩策》的时候,晁错分析得明明白白,削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吴国,它一定会武力阻挠朝廷的削藩大计。
既然如此,在削藩一开始就应该把其他的诸侯国先搁置起来,力争孤立地解决吴国问题。
但事实上晁错并没有这样做。
前元二年(公元155年)先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胶西国的六个县。前元三年(公元154年)又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
抡起拳头砸了一圈儿,这才动手去削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这样四面树敌的行为等于把受罚的藩王们统统推向了刘濞一边,这才有了吴国领衔七国,发动叛乱的恶果。
客观地看待这场发生在帝国东方的叛乱,即便七个藩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央,以汉朝直辖的领土、人力、财力与之相较,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
朝廷出兵之后,短短三个月就基本平定了叛乱,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但在叛乱发生的正当时,对孝景帝和晁错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吴楚七国,而是另有其人!
在《汉书·晁错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饶有深意的事情:
当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晁错与孝文帝紧急商量出军应对。晁错提出,请孝景帝御驾亲征,自己坐镇关中保障后援。
晁错提出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模仿高皇帝刘邦和相国萧何的故事:
当年汉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发生叛乱的时候,总是高皇帝刘邦东出函谷,摧锋陷阵;相国萧何坐镇关中,足兵足食。
但我却觉得,晁错的这个建议其实是在掩饰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事实:那就是晁错和汉朝的功臣武将之间矛盾太深了。
在叛乱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多数表现出消极怠工的态度,晁错手里无人可派,这才不得已奏请孝景帝御驾亲征!
文景时代,功臣武将与文官智囊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孝文帝刚即位的时候,朝中辅政的重臣都是高祖时代从龙起兵的军功勋贵,为首的就是周勃、陈平、灌婴三巨头。
鉴于他们此前曾经发动政变,诛灭诸吕和后少帝刘弘,孝文帝对这个功臣集团保持着高度的戒心(《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周勃灭诸吕,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
在智囊贾谊的建议下,孝文帝出台了“列侯之国”政策,将军功起家的列侯功臣们陆续遣返封国,引入文官,逐渐取代军人政治家的地位。
正是在这个人事换血的过程中,爆发了第一次功臣武将和文官智囊的激烈冲突。
标志性的事件是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周勃、灌婴等人为了阻止贾谊登上公卿之位,连手逼宫。孝文帝被迫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从长安到长沙,贾谊的贬谪是谁一手造成的》)。
虽然贾谊遭到了贬谪,但在孝文帝的持续打压之下,功臣武将的势力急剧萎缩,到了孝景帝登基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在朝中对皇权构成挑战了。
所以司马迁说:
孝文施大徳,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
——《史记·孝景本纪》
自太子时代就在文官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孝景帝刘启坚定地继承了父亲孝文帝刘恒的文治更化思想,重用文官智囊,抑制功臣武将。
有了皇帝的绝对权威做后盾,以晁错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官智囊影响力急剧膨胀,而这也直接加剧了他和功臣武将的权力斗争。
司马迁在回溯这段历史时说:
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晁)错。
——《史记·晁错列传》
当孝景帝登基之初,晁错只是区区一个内史,却总能获得单独面圣、密议国政的机会。
孝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遇之隆,冠于九卿。
这让丞相申屠嘉大为不满——申屠嘉自高祖时代就投身军旅,从材官厥张(即武卒)做起,一步步走到宰相的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功臣武将。
皇帝总向晁错问计军国,这等于间接架空了宰相。正是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文景时期功臣武将同文官智囊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当时宰相申屠嘉接到报告,晁错为了从内史府中出入方便,新开了两道门,把临近的太上皇庙的壖垣给凿穿了。
申屠嘉准备抓住这条小辫子,劾奏晁错大不敬之罪,要置他于死地。
晁错得到消息,抢在申屠嘉上奏的前一天晚上面圣陈情。
等到申屠嘉跟孝景帝报告“晁错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擅自把太上皇庙的庙垣凿穿了,其罪当诛”的时候,孝景帝却不以为然:
“丞相的奏报不确切吧?晁错凿的并非庙垣,只是壖中垣罢了。”
羞愧交加的申屠嘉被迫向皇帝谢罪,并在不久之后抑郁而终。
申屠嘉和晁错的这次交锋,胜负之势同孝文帝时代周勃与贾谊就“列侯之国”事件发生的冲突来了个180°的大转变。
当初孝文帝不得不屈从周勃等人的压力放逐贾谊,但现在孝景帝却可以无视申屠嘉的怒火,力挺晁错。
这说明到了此时,在皇权的支持下,文官智囊已经对功臣武将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在申屠嘉死后,晁错随即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已经是拜相的前兆了——晁错之前的三任御史大夫张苍、申屠嘉和陶青都先后登上了相位。
如果晁错也能成功地登上相位,那就意味着自孝文帝时代开启的文治更化进程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军人政治的时代落下大幕。
但就在这收官之前的一刻,功臣武将却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实施绝地反击,成功地杀死了晁错,这个胜负逆转的机会就是——削藩。
对晁错的削藩主张,大多数功臣武将都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这违背了高祖皇帝和开国功臣共同订立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约定:
其一,非刘姓宗亲不得封王,非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其二,国以永存,施及苗裔。
刘姓藩王的封土是经过高皇帝首肯的合法利益所得,就像功臣武将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列侯爵位一样。
在功臣们看起来,晁错削藩是在夺人家的祖产,增加自己的资本。
一旦让晁错削藩成功,文官智囊必将因为这一政治资本而在朝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到那时功臣武将会遭到更加严重的压迫。
有鉴于此,功臣武将们对晁错削藩几乎保持着一致的反对意见,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袁盎和窦婴。
袁盎和晁错因此闹到势同水火,连同堂说话都不能够。晁错坐下了,袁盎就要走;袁盎来了,晁错就拂袖而去。
至于窦婴,当孝景帝命令羣臣集体讨论晁错提出的《削藩策》的时候,其他公卿、宗室、列侯都因为顾忌皇帝的支持态度而沉默抗议,窦婴却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并因此跟晁错翻脸。
当削藩在孝景帝的支持下有序进行的时候,晁错取得了政治主导权,袁盎和窦婴罢官闲居,功臣武将被迫边缘化。
现在削藩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吴楚七国同时反叛,要靠枪杆子来摆平的时候,晁错就不灵了,孝景帝必须请功臣武将们出山救急。
可窦婴应召面圣,死活就不同意出任大将军,坚称身体有病,难以胜任。
孝景帝都急了,跟他嚷嚷:
“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你别忘了,咱们可是一家人!你就眼睁睁瞧着我在火上烤吗?!”
“行吧。不过有个人陛下得先见一见。”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窦婴在出征之前领着袁盎进了皇宫,跟孝景帝进言:欲弥兵祸,先诛晁错!
窦婴和袁盎两位功臣武将先后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诛晁错,清君侧”只是刘濞造反的借口。
事实上刘濞在反叛的檄文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
——《史记·吴王濞列传》
晁错削藩就是前一年才开始的事儿,可他刘濞已经处心积虑地准备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天下有谁听说过晁错呢?
但窦婴和袁盎仍然坚持要孝景帝杀了晁错,这实际上就是拿吴楚七国的反叛跟皇帝叫价:
杀了晁错,放弃文官智囊,重新重用功臣武将,平叛的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死关头,孝景帝必须要慎重地权衡利害了。
如果他还选择继续重用晁错,那就必然失去功臣武将的支持。他将被迫像晁错建议的那样御驾亲征。
到了那时,前方有锐不可挡的吴楚叛军,后方有心怀叵测的功臣武将,腹背受敌,从前发生在诸吕和后少帝刘弘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我想,这时的孝景帝或许会想起父亲孝文帝刘恒临终前交代给他的遗言: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史记·绛侯世家》
可周亚夫就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啊!晁错不死,这个功臣二代会临危受命吗?
到了这个地步,不放弃晁错,就只能与他同死!那样以来,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文治更化的未竟事业,就全都完了。
面对着袁盎的要求,孝景帝思虑再三,终于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顾诚如何,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史记·吴王濞列传》
“顾诚如何”,说明孝景帝对袁盎描述的“杀了晁错,吴楚自会罢兵“的前景并不相信。
但他仍然接受了杀掉晁错的建议,因为他不是要“谢诸侯”,而是要“谢天下”。
孝景帝赔罪的的对象,表面上是七位反叛于东方的藩王,实际上却是朝中作壁上观的功臣武将。
就在孝景帝流露出妥协的意思后,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上奏敦促孝景帝,要求像当年周勃灭诸吕那样,将晁错一族斩尽杀绝:
(晁错)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巿。
——《汉书·晁错传》
陶青是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的儿子;张欧是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的儿子。
至于“中尉嘉”,虽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没有记载他的姓氏,但他担任的中尉一职正是接替了新被提拔为太尉的周亚夫的职务,而且将晁错骗到东市,执行腰斩的正是此人。可以推断,他应该也是功臣武将集团的一份子。
正是在功臣武将的合力逼迫下,孝景帝终于将晁错的人头摆上了出征的祭台。
7. 头条收益最大的人?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愚伯的自留地,或许有人听过,也有人没听过。
不过我为什么会提他,因为他曾经有篇爆款,二亿展现量,1000多万阅读,那篇爆款让他单篇收益一万七。
话说回来他那篇爆款很多人也都看过,也确实是2亿展现,1700多万阅读,而且因为那篇收益,很多人,都写过他,也转过那张图。
毕竟单篇收益一万七,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恐怕努力几年也不一定有。
除了他,就是加油80后老田,前段时间,他也有2篇爆款,那2篇爆款,单篇收益都是5000多。
二篇作品加起来也有一万块钱,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毕竟我们单篇收益能有几百,几十,甚至几块,可能我们都会开心得不行。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在头条见过单篇收益最高的,如果说整体收益最大的,那就有太多了,像那些专业自媒体的,以及大v,比如像孙宁,司马南,胡锡进,邱毅……等等。
本站涵盖的内容、图片、视频等数据系网络收集,部分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