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绍增(民国期间有钱有势的多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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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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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绍增,民国期间有钱有势的多妻妾?
民国时期的军阀妻妾成群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著名的“范哈儿”——川军军阀范绍增曾经建起了规模庞大的“范庄”让太太和姨太太们居住。甚至还有了所谓姨太太偷人,“范哈儿”不但收下了那顶绿帽子,而且还把姨太太收为了干闺女,将其风风光光嫁给了情夫的传闻。而且,“范哈儿”此举一时间还被穿为了佳话。
虽然民国时期的军阀很多都妻妾成群,但是并不是所有军阀都如此。这和个人的作风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以民国时期最大的“军阀”蒋某人为例,蒋某人的确有妾,但也没有成群,只有姚氏和陈氏两人。而且,在蒋宋联姻之前,为了对宋表示尊重,蒋公开声明与发妻毛氏以及侧室姚氏解除婚约。而陈氏本就没有婚约,自然不在接触之列。但是,此后蒋除了经济上照顾陈氏以外,与陈氏也再无太多来往。
蒋某人或许还不算民国时期最“干净”的“军阀”,比他“干净”的大有人在。北洋时期最著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就没有纳妾!后来桂系的白崇禧也没有。白崇禧一生与夫人马佩璋女士相濡以沫,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女士去世,白崇禧从未纳妾。
即便是李宗仁,虽然有原配夫人,但是和近代的不少名人一样,属于包办婚姻,没有太多感情。在二十年代与郭德洁女士结合之后,除了远在老家的原配夫人无力自己生存被李宗仁养起来之外,李宗仁也没有再“纳妾”。至于与著名影星胡蝶的女儿结婚,那是郭德洁女士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政治上号称“朝秦暮楚”的冯玉祥在婚姻上同样专一。在原配夫人刘德贞女士去世后,冯玉祥才续弦娶了李德全女士,并且携手终生,直到冯玉祥罹难去世。
甚至连妻妾成群风气最浓的川军中,也有一位不纳妾者,他就是川军的“大当家”刘湘!川军将领纳妾成风,前面提到的那位“范哈儿”便是出身川军。但是,身为川军“大当家”的刘湘却终生没有纳妾,刘湘一辈子就只有周玉书女士一位夫人。有人说刘湘之所以没有纳妾是因为周玉书“河东狮吼”,可是不要忘了,发迹之后的刘湘被人称作“四川王”,他如果真心纳妾,即便家有“河东狮”又能如何呢?
所以说,民国军阀妻妾成群不假,但大多还是一些“暴发户”出身的军阀,其中不少人对婚姻还是相当尊重的,并不是所有军阀都妻妾成群。除了以上列举的几位,实际上还有不少所谓“军阀”也只有一位夫人,并没有妻妾成群。真正妻妾成群的,要么是北洋系,这些人不少来自清朝高官,妻妾成群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要么是“暴发户”地方实力派,这其中不少人本就是土匪无赖出身,妻妾成群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民国时期的“新军阀”私生活方面都还是比较检点的,鲜有妻妾成群者。著名的“山西王”阎锡山纳妾,也只是因为原配徐竹青女士无生养,才在原配同意之后纳了一位二夫人,仅此而已。
2.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
提到江湖这个词,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武侠小说中那些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刀光剑影,行侠仗义。说到民国时期的江湖,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青帮”和“洪门”。但是对于川渝一带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江湖是由“袍哥”所书写的。民国时期的“袍哥会”,与“青帮”、“洪门”并称为当时的民间三大帮会组织。其中,“袍哥会”的成员被大家称为“袍哥”。
“袍哥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秘密社团组织,其帮派精神,集会的利仪或规范,都深深地影响了川渝地区的精神文化,乃至川渝一带的方言。“袍哥会”与那些由地头蛇组成的黑帮势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民国时期,川渝一带曾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到了这一组织。他们中不仅有当地的知识分子、军队人士、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底层的农民、乞丐、苦力、做小生意的人等。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使用隐语和暗号交流,并遵循一套自定的教义规则,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身份认同的江湖联盟。“袍哥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取缔的组织,已消失七十余年,虽然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却一直有它的传说。正是因为人们对“袍哥会”的真实面目缺乏了解,所以人们对“袍哥会”的传说编撰得越来越神化,以至于“袍哥会”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了解“袍哥会”, 是了解川渝地区近代社会的必修课。关于“袍哥会”的起源,现无确考。大部分学者认为,“袍哥会”的前身是四川地区的哥老会。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关于哥老会的源头,根据对官书、档案等相关文史资料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哥老会系由川渝一带的“啯噜”演变而来。川渝地区因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初年,清廷采取强制手段将其他省份的百姓移民至四川。到了乾隆后期,入川移民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失去生活来源,成为游民。为了生存,他们便结成团伙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这些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 “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到了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当时大批的“啯噜子”加入到起义军之中,有些“啯噜子”甚至还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和首领。比如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遭到了清廷的残酷镇压。但他们并未消亡,继续在各地活动,甚至不少人还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盘散沙是无法与官府对抗的。为了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内部的组织联系,他们逐步大量吸取早已传入四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信徒融为一家。到了清道光年间,逐渐发展成为了帮会组织“哥老会”。“袍哥会”对自身的起源,也有一套自己的诠释。在“袍哥会”内部有一本堪为经典的书,叫《江湖海底》,又称之为《海底》、《金不换》。根据《海底》的说法,明末郑成功退到台湾后,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并于公元1661年在台湾金台山明远堂开山立堂,开始了秘密结盟,该组织被定名为“汉留”。为此,郑成功还写了一本《金台山实录》,里面详细规定了组织内部的规则,以及用来联络彼此的黑话。到清军攻克台湾的时候,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为了免于秘密被发现,就把这些早期的文献《金台山实录》封到了铁匣子里,沉到了海里。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川泸州永宁(今叙永)人郭永泰在福建游历的时候,从一户渔民的家里发现了此书,于是花了一千钱(大概一两银子)将此书买了下来。当时和这本书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枚玉石印章,其内容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郭永泰花十两银子把这个印章也买了下来。哥老会成立的标志是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郭永泰在四川永宁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的印信相号召,标志着“哥老会”的诞生。同年,郭永泰把《金台山实录》整理印行。因为这本书是打捞自海底,被称之为《海底》。天地会也有类似的故事,《海底》和郑成功有关系吗?学者作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无法证实。或许是郭永泰根据天地会规则,自己编造出来的。天地会作为“反清复明”的组织,是清廷的重点打击对象,郭永泰借助于天地会在民间的影响力发展自己的同时,又想规避和天地会的关系,于是编造了这么一个说法。而把“哥老会”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即能提高“哥老会”的地位,又强调了“哥老会”是比天地会更正宗的反清组织。郭永泰的故事表示了“袍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事实上,郭永泰的《海底》刊印以后,哥老会开始了四处开设山堂。除了郭永泰首开荩忠山外,还有李云久开青城山,彭立山开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李煜清开巍峰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彭焕如开飞龙山,等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川渝地区几乎山堂林立。成立哥老会组织被称为“开山堂”,该组织的总部称做“公口”,又叫“码头”。组织内部一般分为八个等级:大爷叫“龙头大爷”、“舵把子”;二爷基本是军事的角色;三爷主要管理内部事务;没有四爷这个角色,至于原因一说是当年陈近南在雅安开精忠山的时候,四爷背叛了,另一种说法是“四”和“死”谐音,不吉利;也没有七爷这个角色,原因是“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讳。因此,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爷、二爷、三爷和五爷,这其中的五爷又分为红旗五爷和黑旗五爷,黑旗五爷管外,红旗五爷管内。然后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在《海底》这本书中,记载有口令、旗帜、排阵、会场布置等信息,袍哥开会或举行仪式会场呈四方形,人们是站在四方的。关于“袍哥”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第二种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第三种说法是当年关二爷被逼降曹之后,曹操赠予了关二爷很多金银财帛,而他仅仅只收了一件锦袍,穿上锦袍时还要用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其原因,关二爷告诉曹操,旧袍是我大哥玄德所赐,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当然,无论哪种说法,“袍哥”都以讲豪侠、重义气、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袍哥”的组织形式属于横行组织,即所谓的“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其联络的聚点,最初称为“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码头”分为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参加五个堂口的人,性质分别不同。参加仁字旗的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参加义字旗的是有钱的绅士商家;参加礼字旗的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当时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在“袍哥”的组织办法中,有些规定显得莫名其妙,如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搓背、理发、反串的男人等,按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盗窃的小偷,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袍哥”,按照他们的说法,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属于“浑水袍哥”。“袍哥会”之所以能在川渝地区大规模发展起来,和这一地区的基层百姓构成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朝廷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如乡绅等利用宗族的权力,还有就是保甲制度。清初的移民政策造就川渝地区的人员构成不同与其他地方,移民的流动性使得川渝地区的宗族势力十分薄弱,这就给“袍哥”组织与地方精英与保甲制度争夺地方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咸丰、同治年间,适逢乱世,“袍哥”乘机在川渝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对于清廷来说,他们自然意识到“袍哥”组织带来的危害性,但是他们又束手无策。如果派遣军队去进剿,“袍哥”随即解散混迹于百姓中难以识辩,所以清廷对于四川帮会日盛的情势难以控制。当时的“袍哥”已经发展到了官僚阶层,可谓是无孔不入。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感慨说:“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川渝地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男子都与“袍哥会”有关系。拥有如此庞大全面的会众背景,“袍哥会”在川渝地区的兴旺可想而知。“袍哥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清咸丰年间爆发的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前后历时六年,起义军的的基本力量就是“袍哥会”。之后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其主力也是“袍哥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即大足教案的主力。清朝末年,四川泸州的“袍哥大爷”佘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回到四川后,他带领袍哥弟兄四处发动起义,意图建立反清复汉的新政权。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终不幸被俘,将要处以死刑。“袍哥会”的兄弟们为救大哥,先是前往衙门顶罪自首,后又筹谋法场劫走佘英。可惜,两次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佘英与兄弟先后赴死。但是他们的死并非毫无价值,一场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随之而来,最终实现了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目标。佘英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反抗腐败的清朝政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袍哥会”是其中的主力。然而,一意孤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袍哥大爷”秦载赓等人认清了斗争的形势,立即召开了各路“袍哥会”共同参与的“攒堂大会”。会议商定,一旦成都有变,各路英雄群起响应,共同反抗赵尔丰的残暴统治。“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夜,龙鸣剑翻越城墙,巧用水电报通知各路“袍哥”。一夜之间,成都城外遍地”袍哥”,赵尔丰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廷见赵尔丰的镇压兵力不足,便从武汉调动新军入川,想尽快平息这场骚乱。清廷怎么也不会想到,湖北新军前脚刚入川,武汉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因此,“袍哥会”也算是终结满清政权的主要推手之一。赵尔丰与龙鸣剑民国以来,“袍哥”中开始出现“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其成员、职业也逐渐复杂化。“职业袍哥”一般专门从事袍哥活动,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都有他们的身影,俗称“光棍”。“职业袍哥”的行为一般有例规,每日定时坐在公口茶馆,与兄弟伙碰头听消息,俗称“一个老鸦守一个滩”。 他们加入“袍哥会”的目的是解决生计问题,尽量增加收入,所以难免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职业袍哥”也被称为“浑水袍哥”。“半职业袍哥”也称为“清水袍哥”,一般拥有自己的事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必须依靠“袍哥”组织才能维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基本从事的都是合法活动;“浑水袍哥”大多以袍哥组织聚众为匪,他们大多聚集在偏远的乡镇,散则为民,聚则为匪。他们的头目被称为“老摇”或“边棚老板”。他们也分堂口,聚会称为“武堂子”。四川达州渠县的“袍哥”首领范绍增是“浑水袍哥”中名气最大的,少年时即入礼字袍哥,在绿林“拖棚子”。公元1919年爆发的“护国运动”中,率众投军。后来又投靠了第二国民革命军杨森部,官至师长,其部属多来自“浑水边棚”。虽然“袍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却又为政府服务,地方上的许多事物也需要它来运转。于是“清水袍哥”便成了川渝地区乡村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骨干,他们往往是作为地方乡绅,为自己的牟利的同时完成一些政府的职能任务。比如四川金堂县的“袍哥”首领贺松以低廉的价格承包了当地征收屠宰税、市场税等税的事务,然后再以高价转让出去。他还私设关卡,向过往的商贩征收布匹税,糖税等。即便政府拥有税务部门,但仍不得不借助贺松这样的“袍哥”来帮助他们完成包税任务。在“清水袍哥”的眼中,是瞧不起“浑水袍哥”的。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构大量迁往四川,原本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洪门、青帮组织也随之迁来,他们与川渝地区的本土帮会“袍哥”相互渗透,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使得四川的“袍哥”组织状况变的更为复杂。于是,“袍哥会”开始逐渐废止其经典《海底》中规定的仪式程序,改行新礼;同时,还放宽入会人等身份的禁限,可以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参加,不讲班辈,也不限堂口,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等。一时间,“袍哥”组织泛滥,会众数量猛增,声势更加浩大。军政人员、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无赖纷纷组成堂口,借“袍哥会”势力以自重。民国时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就是“大袍哥”。国民政府眼见“袍哥会”的势力发展壮大,对自身的政权造成威胁。先后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两次以危及社会安定为由下令解散“袍哥会”,四川省政府也先后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然而,对于那些地方官来说,仅仅只是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四川各地的“袍哥会”继续发展,以至于成为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工具。对于抗战后期的四川来说,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事实上,到了民国后期,“袍哥会”已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无论在税捐承包、派系倾轧、甚至地方议员、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竞选中,“袍哥会”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公元1946年,重庆在选举第一届参议员时,参加竞选的人中就有五六十名来自“袍哥会”。其他的参选者感觉前途无望,于是花费重金去请求“袍哥”退出选举,但“袍哥”始终坚持“不为利所动”。据统计,四川省议员中的“袍哥”比例一度达90%。与此同时,一些以混迹于乡镇的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浑水袍哥”,则渔肉乡里,欺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甚至有些还沦为土匪,成为地方公害。解放后,这些乡镇“袍哥”还受到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利用,多数参加了反共武装暴乱。随着四川的全面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工作的陆续开展,“袍哥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川渝地区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会”最终解体。解放后有人做过专门统计,整个川渝地区的“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总数曾达1700万,相当于当时四川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部分四川成年男子都与“袍哥会”有联系。“袍哥会”是时代的产物,在时代的变革中,已消亡七十余年。但是它对川渝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川渝的方言中含有大量的“袍哥”暗语。至今,“袍哥人家,从不得拉稀摆带”的俗语还在川渝地区广为流传。3. 达州有什么历史人物?
达州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工业重镇,有“川东明珠”之誉。
出自达州的历史名人:
李特、李雄父子,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建立者。
唐瑜,原籍浙江省金华府兰溪县人,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年)中进士,赐翰林,负责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的教养,朱棣即位后,荣升为皇帝导师。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奉旨入川监视避难巴蜀的建文帝,迁居四川省达州。据考证是达州第一位帝师。
李长祥 (1609年-1673年),字研斋,亦字子发,自号石井道人,明末清初抗清将士。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
陈伯钧(1910.11.26-1974.2.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在革命生涯中,先后参加了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长征、热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爱萍(1910.1.9-2003.7.5),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共和国副总理。早年在家乡达州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的中央委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1917年11月28日-2017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参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反"围攻"、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巨鹿、新河、磁武涉林、林南、元获、邯郸、豫东、定陶、豫北、洛阳、宛西、郑州、淮海、渡江、粤桂边、西昌、川南剿匪等战役战斗,参加了长征、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维舟(1887年~1970年),原名王天桢,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 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护法战争。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黎玉玺(1914-2003),字薪传,国军一级上将,曾任江阴江防部鱼雷快艇艇长,桂林行营江防水雷队长、舰长,任蒋介石侍从海军副官,海防第1舰队参谋长,第2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总部参谋长、副总司令并兼舰队指挥官及海军62特遣部队指挥官,海军总司令,1963年当选中常委、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参谋总长。
魏传统(1908-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中权(1915年12月14日-2014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以上都是历史名人,现在的名人也有很多,像画家魏传义先生、文学家梁上泉先生、画家陈清泉先生魏传义(著名画家)、书法家庞中华先生(我们练字的《庞中华钢笔字帖》就是他的作品)等等
4. 范绍增有什么功劳?
范绍增(Fàn Shào Zēng)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以下主要功劳:
1. 外交成就:范绍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在晚清时期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参与了辛丑条约和马关条约的谈判,努力争取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
2. 经济发展:范绍增积极倡导工商业发展,提出“建设富国强兵”的口号。他积极推动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3. 教育改革:范绍增在教育领域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主张通过教育改革来提高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
4. 文化复兴:范绍增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传承。他主张改革传统文化教育体制,提倡中西结合的教育模式,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
5. 政治改革:范绍增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宪政体制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推行。他努力倡导改革政治体系,使政府更加民主和有效。
范绍增的功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杰出人物。
5. 风声开头的那个老头是谁?
范绍增国民党迁都重庆后,汪精卫曾派唐生智给贺国祥送信,让他劝范绍增留在南京,不要跟随蒋中正。风声中编写的应该是这个桥段。
范绍增,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绥定府(今达州市)大竹县清河镇人。 生于1894年,自幼便被称为“范哈儿”,川军第27集团军第88军军长 ,1949年9月,被委任为国民党重庆挺进军总司令,1949年12月起义。
6. 川剧哈儿传奇里面的主人公樊哈儿是否真有其人?
原型是川将范绍增名舜典,1894-1977)号海廷,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属马,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自幼不喜读书,常到茶馆“听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13岁入袍哥,终日在外游荡
7. 魏群为什么叫范志毅范哈儿?
哈儿就是傻逼的意思,范志毅智商、情商都低,叫范傻逼没错,而且此人经常跑出装逼,完完全全逼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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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绍增,民国期间有钱有势的多妻妾?
民国时期的军阀妻妾成群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著名的“范哈儿”——川军军阀范绍增曾经建起了规模庞大的“范庄”让太太和姨太太们居住。甚至还有了所谓姨太太偷人,“范哈儿”不但收下了那顶绿帽子,而且还把姨太太收为了干闺女,将其风风光光嫁给了情夫的传闻。而且,“范哈儿”此举一时间还被穿为了佳话。
虽然民国时期的军阀很多都妻妾成群,但是并不是所有军阀都如此。这和个人的作风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以民国时期最大的“军阀”蒋某人为例,蒋某人的确有妾,但也没有成群,只有姚氏和陈氏两人。而且,在蒋宋联姻之前,为了对宋表示尊重,蒋公开声明与发妻毛氏以及侧室姚氏解除婚约。而陈氏本就没有婚约,自然不在接触之列。但是,此后蒋除了经济上照顾陈氏以外,与陈氏也再无太多来往。
蒋某人或许还不算民国时期最“干净”的“军阀”,比他“干净”的大有人在。北洋时期最著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就没有纳妾!后来桂系的白崇禧也没有。白崇禧一生与夫人马佩璋女士相濡以沫,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女士去世,白崇禧从未纳妾。
即便是李宗仁,虽然有原配夫人,但是和近代的不少名人一样,属于包办婚姻,没有太多感情。在二十年代与郭德洁女士结合之后,除了远在老家的原配夫人无力自己生存被李宗仁养起来之外,李宗仁也没有再“纳妾”。至于与著名影星胡蝶的女儿结婚,那是郭德洁女士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政治上号称“朝秦暮楚”的冯玉祥在婚姻上同样专一。在原配夫人刘德贞女士去世后,冯玉祥才续弦娶了李德全女士,并且携手终生,直到冯玉祥罹难去世。
甚至连妻妾成群风气最浓的川军中,也有一位不纳妾者,他就是川军的“大当家”刘湘!川军将领纳妾成风,前面提到的那位“范哈儿”便是出身川军。但是,身为川军“大当家”的刘湘却终生没有纳妾,刘湘一辈子就只有周玉书女士一位夫人。有人说刘湘之所以没有纳妾是因为周玉书“河东狮吼”,可是不要忘了,发迹之后的刘湘被人称作“四川王”,他如果真心纳妾,即便家有“河东狮”又能如何呢?
所以说,民国军阀妻妾成群不假,但大多还是一些“暴发户”出身的军阀,其中不少人对婚姻还是相当尊重的,并不是所有军阀都妻妾成群。除了以上列举的几位,实际上还有不少所谓“军阀”也只有一位夫人,并没有妻妾成群。真正妻妾成群的,要么是北洋系,这些人不少来自清朝高官,妻妾成群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要么是“暴发户”地方实力派,这其中不少人本就是土匪无赖出身,妻妾成群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民国时期的“新军阀”私生活方面都还是比较检点的,鲜有妻妾成群者。著名的“山西王”阎锡山纳妾,也只是因为原配徐竹青女士无生养,才在原配同意之后纳了一位二夫人,仅此而已。
2.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
提到江湖这个词,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武侠小说中那些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刀光剑影,行侠仗义。说到民国时期的江湖,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青帮”和“洪门”。但是对于川渝一带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江湖是由“袍哥”所书写的。民国时期的“袍哥会”,与“青帮”、“洪门”并称为当时的民间三大帮会组织。其中,“袍哥会”的成员被大家称为“袍哥”。
“袍哥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秘密社团组织,其帮派精神,集会的利仪或规范,都深深地影响了川渝地区的精神文化,乃至川渝一带的方言。“袍哥会”与那些由地头蛇组成的黑帮势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民国时期,川渝一带曾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到了这一组织。他们中不仅有当地的知识分子、军队人士、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底层的农民、乞丐、苦力、做小生意的人等。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使用隐语和暗号交流,并遵循一套自定的教义规则,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身份认同的江湖联盟。“袍哥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取缔的组织,已消失七十余年,虽然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却一直有它的传说。正是因为人们对“袍哥会”的真实面目缺乏了解,所以人们对“袍哥会”的传说编撰得越来越神化,以至于“袍哥会”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了解“袍哥会”, 是了解川渝地区近代社会的必修课。关于“袍哥会”的起源,现无确考。大部分学者认为,“袍哥会”的前身是四川地区的哥老会。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关于哥老会的源头,根据对官书、档案等相关文史资料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哥老会系由川渝一带的“啯噜”演变而来。川渝地区因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初年,清廷采取强制手段将其他省份的百姓移民至四川。到了乾隆后期,入川移民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失去生活来源,成为游民。为了生存,他们便结成团伙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这些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 “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到了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当时大批的“啯噜子”加入到起义军之中,有些“啯噜子”甚至还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和首领。比如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遭到了清廷的残酷镇压。但他们并未消亡,继续在各地活动,甚至不少人还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盘散沙是无法与官府对抗的。为了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内部的组织联系,他们逐步大量吸取早已传入四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信徒融为一家。到了清道光年间,逐渐发展成为了帮会组织“哥老会”。“袍哥会”对自身的起源,也有一套自己的诠释。在“袍哥会”内部有一本堪为经典的书,叫《江湖海底》,又称之为《海底》、《金不换》。根据《海底》的说法,明末郑成功退到台湾后,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并于公元1661年在台湾金台山明远堂开山立堂,开始了秘密结盟,该组织被定名为“汉留”。为此,郑成功还写了一本《金台山实录》,里面详细规定了组织内部的规则,以及用来联络彼此的黑话。到清军攻克台湾的时候,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为了免于秘密被发现,就把这些早期的文献《金台山实录》封到了铁匣子里,沉到了海里。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川泸州永宁(今叙永)人郭永泰在福建游历的时候,从一户渔民的家里发现了此书,于是花了一千钱(大概一两银子)将此书买了下来。当时和这本书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枚玉石印章,其内容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郭永泰花十两银子把这个印章也买了下来。哥老会成立的标志是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郭永泰在四川永宁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的印信相号召,标志着“哥老会”的诞生。同年,郭永泰把《金台山实录》整理印行。因为这本书是打捞自海底,被称之为《海底》。天地会也有类似的故事,《海底》和郑成功有关系吗?学者作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无法证实。或许是郭永泰根据天地会规则,自己编造出来的。天地会作为“反清复明”的组织,是清廷的重点打击对象,郭永泰借助于天地会在民间的影响力发展自己的同时,又想规避和天地会的关系,于是编造了这么一个说法。而把“哥老会”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即能提高“哥老会”的地位,又强调了“哥老会”是比天地会更正宗的反清组织。郭永泰的故事表示了“袍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事实上,郭永泰的《海底》刊印以后,哥老会开始了四处开设山堂。除了郭永泰首开荩忠山外,还有李云久开青城山,彭立山开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李煜清开巍峰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彭焕如开飞龙山,等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川渝地区几乎山堂林立。成立哥老会组织被称为“开山堂”,该组织的总部称做“公口”,又叫“码头”。组织内部一般分为八个等级:大爷叫“龙头大爷”、“舵把子”;二爷基本是军事的角色;三爷主要管理内部事务;没有四爷这个角色,至于原因一说是当年陈近南在雅安开精忠山的时候,四爷背叛了,另一种说法是“四”和“死”谐音,不吉利;也没有七爷这个角色,原因是“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讳。因此,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爷、二爷、三爷和五爷,这其中的五爷又分为红旗五爷和黑旗五爷,黑旗五爷管外,红旗五爷管内。然后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在《海底》这本书中,记载有口令、旗帜、排阵、会场布置等信息,袍哥开会或举行仪式会场呈四方形,人们是站在四方的。关于“袍哥”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第二种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第三种说法是当年关二爷被逼降曹之后,曹操赠予了关二爷很多金银财帛,而他仅仅只收了一件锦袍,穿上锦袍时还要用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其原因,关二爷告诉曹操,旧袍是我大哥玄德所赐,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当然,无论哪种说法,“袍哥”都以讲豪侠、重义气、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袍哥”的组织形式属于横行组织,即所谓的“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其联络的聚点,最初称为“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码头”分为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参加五个堂口的人,性质分别不同。参加仁字旗的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参加义字旗的是有钱的绅士商家;参加礼字旗的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当时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在“袍哥”的组织办法中,有些规定显得莫名其妙,如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搓背、理发、反串的男人等,按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盗窃的小偷,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袍哥”,按照他们的说法,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属于“浑水袍哥”。“袍哥会”之所以能在川渝地区大规模发展起来,和这一地区的基层百姓构成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朝廷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如乡绅等利用宗族的权力,还有就是保甲制度。清初的移民政策造就川渝地区的人员构成不同与其他地方,移民的流动性使得川渝地区的宗族势力十分薄弱,这就给“袍哥”组织与地方精英与保甲制度争夺地方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咸丰、同治年间,适逢乱世,“袍哥”乘机在川渝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对于清廷来说,他们自然意识到“袍哥”组织带来的危害性,但是他们又束手无策。如果派遣军队去进剿,“袍哥”随即解散混迹于百姓中难以识辩,所以清廷对于四川帮会日盛的情势难以控制。当时的“袍哥”已经发展到了官僚阶层,可谓是无孔不入。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感慨说:“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川渝地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男子都与“袍哥会”有关系。拥有如此庞大全面的会众背景,“袍哥会”在川渝地区的兴旺可想而知。“袍哥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清咸丰年间爆发的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前后历时六年,起义军的的基本力量就是“袍哥会”。之后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其主力也是“袍哥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即大足教案的主力。清朝末年,四川泸州的“袍哥大爷”佘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回到四川后,他带领袍哥弟兄四处发动起义,意图建立反清复汉的新政权。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终不幸被俘,将要处以死刑。“袍哥会”的兄弟们为救大哥,先是前往衙门顶罪自首,后又筹谋法场劫走佘英。可惜,两次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佘英与兄弟先后赴死。但是他们的死并非毫无价值,一场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随之而来,最终实现了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目标。佘英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反抗腐败的清朝政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袍哥会”是其中的主力。然而,一意孤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袍哥大爷”秦载赓等人认清了斗争的形势,立即召开了各路“袍哥会”共同参与的“攒堂大会”。会议商定,一旦成都有变,各路英雄群起响应,共同反抗赵尔丰的残暴统治。“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夜,龙鸣剑翻越城墙,巧用水电报通知各路“袍哥”。一夜之间,成都城外遍地”袍哥”,赵尔丰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廷见赵尔丰的镇压兵力不足,便从武汉调动新军入川,想尽快平息这场骚乱。清廷怎么也不会想到,湖北新军前脚刚入川,武汉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因此,“袍哥会”也算是终结满清政权的主要推手之一。赵尔丰与龙鸣剑民国以来,“袍哥”中开始出现“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其成员、职业也逐渐复杂化。“职业袍哥”一般专门从事袍哥活动,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都有他们的身影,俗称“光棍”。“职业袍哥”的行为一般有例规,每日定时坐在公口茶馆,与兄弟伙碰头听消息,俗称“一个老鸦守一个滩”。 他们加入“袍哥会”的目的是解决生计问题,尽量增加收入,所以难免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职业袍哥”也被称为“浑水袍哥”。“半职业袍哥”也称为“清水袍哥”,一般拥有自己的事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必须依靠“袍哥”组织才能维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基本从事的都是合法活动;“浑水袍哥”大多以袍哥组织聚众为匪,他们大多聚集在偏远的乡镇,散则为民,聚则为匪。他们的头目被称为“老摇”或“边棚老板”。他们也分堂口,聚会称为“武堂子”。四川达州渠县的“袍哥”首领范绍增是“浑水袍哥”中名气最大的,少年时即入礼字袍哥,在绿林“拖棚子”。公元1919年爆发的“护国运动”中,率众投军。后来又投靠了第二国民革命军杨森部,官至师长,其部属多来自“浑水边棚”。虽然“袍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却又为政府服务,地方上的许多事物也需要它来运转。于是“清水袍哥”便成了川渝地区乡村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骨干,他们往往是作为地方乡绅,为自己的牟利的同时完成一些政府的职能任务。比如四川金堂县的“袍哥”首领贺松以低廉的价格承包了当地征收屠宰税、市场税等税的事务,然后再以高价转让出去。他还私设关卡,向过往的商贩征收布匹税,糖税等。即便政府拥有税务部门,但仍不得不借助贺松这样的“袍哥”来帮助他们完成包税任务。在“清水袍哥”的眼中,是瞧不起“浑水袍哥”的。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构大量迁往四川,原本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洪门、青帮组织也随之迁来,他们与川渝地区的本土帮会“袍哥”相互渗透,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使得四川的“袍哥”组织状况变的更为复杂。于是,“袍哥会”开始逐渐废止其经典《海底》中规定的仪式程序,改行新礼;同时,还放宽入会人等身份的禁限,可以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参加,不讲班辈,也不限堂口,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等。一时间,“袍哥”组织泛滥,会众数量猛增,声势更加浩大。军政人员、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无赖纷纷组成堂口,借“袍哥会”势力以自重。民国时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就是“大袍哥”。国民政府眼见“袍哥会”的势力发展壮大,对自身的政权造成威胁。先后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两次以危及社会安定为由下令解散“袍哥会”,四川省政府也先后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然而,对于那些地方官来说,仅仅只是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四川各地的“袍哥会”继续发展,以至于成为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工具。对于抗战后期的四川来说,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事实上,到了民国后期,“袍哥会”已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无论在税捐承包、派系倾轧、甚至地方议员、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竞选中,“袍哥会”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公元1946年,重庆在选举第一届参议员时,参加竞选的人中就有五六十名来自“袍哥会”。其他的参选者感觉前途无望,于是花费重金去请求“袍哥”退出选举,但“袍哥”始终坚持“不为利所动”。据统计,四川省议员中的“袍哥”比例一度达90%。与此同时,一些以混迹于乡镇的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浑水袍哥”,则渔肉乡里,欺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甚至有些还沦为土匪,成为地方公害。解放后,这些乡镇“袍哥”还受到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利用,多数参加了反共武装暴乱。随着四川的全面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工作的陆续开展,“袍哥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川渝地区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会”最终解体。解放后有人做过专门统计,整个川渝地区的“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总数曾达1700万,相当于当时四川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部分四川成年男子都与“袍哥会”有联系。“袍哥会”是时代的产物,在时代的变革中,已消亡七十余年。但是它对川渝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川渝的方言中含有大量的“袍哥”暗语。至今,“袍哥人家,从不得拉稀摆带”的俗语还在川渝地区广为流传。3. 达州有什么历史人物?
达州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工业重镇,有“川东明珠”之誉。
出自达州的历史名人:
李特、李雄父子,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建立者。
唐瑜,原籍浙江省金华府兰溪县人,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年)中进士,赐翰林,负责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的教养,朱棣即位后,荣升为皇帝导师。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奉旨入川监视避难巴蜀的建文帝,迁居四川省达州。据考证是达州第一位帝师。
李长祥 (1609年-1673年),字研斋,亦字子发,自号石井道人,明末清初抗清将士。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
陈伯钧(1910.11.26-1974.2.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在革命生涯中,先后参加了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长征、热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爱萍(1910.1.9-2003.7.5),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共和国副总理。早年在家乡达州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的中央委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1917年11月28日-2017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参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反"围攻"、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巨鹿、新河、磁武涉林、林南、元获、邯郸、豫东、定陶、豫北、洛阳、宛西、郑州、淮海、渡江、粤桂边、西昌、川南剿匪等战役战斗,参加了长征、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维舟(1887年~1970年),原名王天桢,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 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护法战争。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黎玉玺(1914-2003),字薪传,国军一级上将,曾任江阴江防部鱼雷快艇艇长,桂林行营江防水雷队长、舰长,任蒋介石侍从海军副官,海防第1舰队参谋长,第2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总部参谋长、副总司令并兼舰队指挥官及海军62特遣部队指挥官,海军总司令,1963年当选中常委、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参谋总长。
魏传统(1908-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中权(1915年12月14日-2014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以上都是历史名人,现在的名人也有很多,像画家魏传义先生、文学家梁上泉先生、画家陈清泉先生魏传义(著名画家)、书法家庞中华先生(我们练字的《庞中华钢笔字帖》就是他的作品)等等
4. 范绍增有什么功劳?
范绍增(Fàn Shào Zēng)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以下主要功劳:
1. 外交成就:范绍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在晚清时期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参与了辛丑条约和马关条约的谈判,努力争取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
2. 经济发展:范绍增积极倡导工商业发展,提出“建设富国强兵”的口号。他积极推动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3. 教育改革:范绍增在教育领域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主张通过教育改革来提高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
4. 文化复兴:范绍增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传承。他主张改革传统文化教育体制,提倡中西结合的教育模式,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
5. 政治改革:范绍增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宪政体制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推行。他努力倡导改革政治体系,使政府更加民主和有效。
范绍增的功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杰出人物。
5. 风声开头的那个老头是谁?
范绍增国民党迁都重庆后,汪精卫曾派唐生智给贺国祥送信,让他劝范绍增留在南京,不要跟随蒋中正。风声中编写的应该是这个桥段。
范绍增,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绥定府(今达州市)大竹县清河镇人。 生于1894年,自幼便被称为“范哈儿”,川军第27集团军第88军军长 ,1949年9月,被委任为国民党重庆挺进军总司令,1949年12月起义。
6. 川剧哈儿传奇里面的主人公樊哈儿是否真有其人?
原型是川将范绍增名舜典,1894-1977)号海廷,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属马,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自幼不喜读书,常到茶馆“听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13岁入袍哥,终日在外游荡
7. 魏群为什么叫范志毅范哈儿?
哈儿就是傻逼的意思,范志毅智商、情商都低,叫范傻逼没错,而且此人经常跑出装逼,完完全全逼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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